复旦大学EMBA

华民:用好“五张牌”,方能打出下一个经济奇迹

2017-06-20

前言:

在6月10日举办的复旦大学EMBA项目开放日活动上,中国“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EMBA课程教授华民讲授了主题为《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的公开课程。华民教授谈古论今,全面解读了世界和中国经济,揭示经济规律,厘清资本热、互联网+等热点行业繁荣后的严峻现实,并就未来主导产业、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华民教授在公开课上的精彩观点节选——

 

文/ 华民

 

超级债务让我们步履维艰

本轮经济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而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债务,我们要消化这些债务,八到十年的时间都不够,这也是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之一。

 

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主导产业没有出现。发达工业化国家只是在做再工业化,中国人在讲互联网,这些都不是推动经济强劲复苏的新主导产业。

 

经济史学上有一个长周期理论,即平均五十年到六十年产生一个新主导产业,引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主导产业的周期波动会不会引起经济危机,就要看政府的应对政策。如果政府出台好政策,就会把产业的周期波动变小,宏观经济不会发生危机。反之,放大的周期波动会加剧经济危机、直至引发金融危机。

 

未来的主导产业是生命科学

未来的主导产业肯定不是互联网,应该是生命科学产业。从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主导产业必须是最终品。互联网不是最终品,只是工具体系。工具体系无法成为主导产业,就如工业化时代,作为工具体系的流水线无法成为主导产业一样。

 

今天的中国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那就是期望依靠互联网带动经济走向繁荣。为了依靠互联网来推动经济增长,就会发生资金错配的问题,即有限的金融资源都涌入到不产生真实产品、带来利润的互联网领域,然后借助互联网把实体经济都干掉了。互联网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互联网领域普遍推行的盈利模式,就是所谓的“羊毛出在猪身上”,这里所说的羊毛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利润,由于他们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所以利润就只能来自于被鄙视为“猪”的实体经济,结果,互联网行业的羊毛剪得越多,作为实体经济的“猪”就死的越多。

 

互联网产业越繁荣,实体经济越凋零。这种现象不仅与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有关,也与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有关。在实行第三方支付的体系下,社会闲散资金会流向银行,银行因此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从而可以较低的贷款利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在一起时,社会闲散资金就会流向电商的支付系统,银行在丧失传统廉价资金的来源之后,便不得不通过向电商高成本拆借资金来增加其流动性,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成本的上升。这样做,对于实体经济显然是不利的。居民固然可以通过电商来提高其闲散资金的收益,但是这会被企业利润下降引起的工资下降和就业减少所抵消,两者对冲后的净收益很有可能是负的。

 

此外,电商用这种方法来迫使银行业改革也并非是正确的做法,电商把交易和支付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垄断行为,用一种垄断去反对另外一种垄断(银行业竞争不充分),未必就会诞生一个有效率的银行或者金融体系。以“恶”治“恶”结果可能会更坏。

 

中国出不了天使投资人,因为我们不理解做事的意义。天使投资是美国的特产,因为美国人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它要去成就一家伟大的企业,所以它就要做天使,不是恶魔。恶魔是什么?别人公司盈利了,我趁火打劫,控股投资然后并表,中国大部分做投资的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区别,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

 

养老必须走向产业链。在此不妨看一下法国人的养老模式,比如说巴黎一位老人出租自己在城里的房子,然后去乡下种花卖花。这样他两边都有收入,既有存量房产的租金收入,又有流量生产鲜花的收入。反观今天中国人的养老就有问题。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上是非生产性的和不可持续。从早上到公园体锻再到晚上在广场跳舞,既没有存量收入,也没有流量的财富创造和收入来源,这会导致代际贫困,等我们下一代人要养四个老人的时候,所有年轻人都将因贫困对未来失去信心。只有转向再就业养老,社会才会进步,下一代才能比上一代生活地更好。否则我们真的有可能走向未富先老的困境。

 

我们是全球化获益最大的国家,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从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化有两次飞跃,都和中国有关。第一次是1979年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九亿左右的中国人加入世界国际分工,促进全球化发展。第二次是2001年朱镕基力促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商品像潮水一样涌入世界,全球化再次大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化贡献巨大,也是从全球化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三大关键要素商品、资本、人口的流动均下降,经济全球化就此受阻。

 

经济全球化之初,每个国家都有完整的产品包,包括研发、生产等,由此也吸收了研发、管理、技工等各类人群就业。全球化之后,随着贸易做到了工序分工,产品包依据模块进行了区域分拆,美国处于负责研发的端点分工,中国处在负责加工制造的端点分工。这造成了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譬如美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攀升。同时也导致了顶部增长,即10%的人群收入增长快速,90%没有技能的劳动者收入下降,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只是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全球化产业链分工导致中国成为一个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贸易会产生“冰川成本”,那就是运费。运费不会带来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所以,加工贸易通常就会集中在世界各国的沿海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由于加工贸易在沿海地区才有发展的空间,这就导致中国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让人口流动,通过人口流动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和收益。从这点上来讲,中国目前做的远远还不够。部分政策还是反向操作的,由此造成的人口流向的逆转,不仅对加工贸易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用进出口商品总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在今天这种货币纸币化与金融市场“脱体”(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活动和交易)的环境下,谁会越来越富有?首先是那些有能力运用金融资本,可以动用杠杆的人会越来越富有。今天大部分的穷人就是因为不能动用金融杠杆而变得相对或者绝对贫困。

 

我们急需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

美国有企业家的文化。美国文化对失败者没有从头再来的惩罚。美国的破产保护能确保企业家在无力继续企业经营时,能止损退出。中国没有破产保护,企业家经营企业失败,就只能变成一个穷光蛋。我们叫淘汰,不叫破产保护。

 

法律的背后是文化和体制。如果文化和体制均有缺陷,过度或者过早立法,这样的法律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障碍。

 

美国有企业家,也有一流的大学。美国大学的创新能很快被企业家们进行产业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的科研实力也不俗,但缺乏企业家,两者无法更好的结合,结果专利数虽然不少,但大都是“一张废纸”。中国的问题是科研力量相对薄弱,大量科研实验室还在做毫无意义的研究。企业家更是稀缺。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依靠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急需科学家和企业家,为此不仅需要加强对“工科”的投入,而且还必须建立一个确保人力资本可以得到确定的技能与知识溢价的薪酬体系。资本家的富有可能仅对少数人有利,但是企业家的富有一定是一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幸运的事情。

 

美国拥有最发达的经济学和全世界最好的商科。经济学帮助国家正确决策,优良的商科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企业家。这两点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用“五张好牌”,打出下一个经济奇迹

造成目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体制问题,第二是发展战略问题,第三是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我们不做外贸,转而对外投资,这是不明智的。做外贸,我们只需要有优势就可以把商品卖到全世界。而做对外投资,企业只有强势到打败天下无敌手,才有可能成功。但中国没有这种企业,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微观层面上来讲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不适合对外投资。

 

中国的对外投资只有两类,收购(财务投资)和资本外逃(以及不具有合法性的洗钱)。中国还很少具有真正意义的对外投资。

 

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只单纯依托于互联网、金融等不产生实际价值的产业的经济增长绝对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是在赌经济,而非发展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必须要有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的政策出台。首先我们必须回归邓小平路线,坚持党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路线一百年不变。另外要坚定不移执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路线。三中全会给出了五张好牌:第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第二,政府要转变职能,而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第三,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都要保护;第四,取消户籍管理,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交易和流转,形成大农业。我们如能打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确定的这五张好牌,中国又会产生一次伟大的经济奇迹。

 


作者介绍:

 

华民教授现任中国“十三五”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专家、国家工商总局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专家委员、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EMBA课程教授,兼任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等社会工作。199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华民教授先后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学术界》、《经济学家》等权威刊物发表愈百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挑战与机遇》等引起很大反响的学术专著,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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