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活动 新闻资讯 项目介绍
申请报名
汪涌豪:侠是中国人人格的另一面镜子
2018/06/21

侠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史记》和《汉书》中就有专门的《游侠列传》。但是,如今网上百科却会告诉你,“游侠是西方历史和传说中的一种战斗职业”,何其大谬!

 

游侠用自己特别的行为方式和道德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对古代中国人多元化人格建构也有重要的助成意义,使之不至于趋向平弱、保守乃或虚伪。

 

6月15日,复旦大学EMBA人文复旦讲座特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汪涌豪,为大家分享“侠的人格与世界”。以下为根据速记整理的主要内容,经本人审定。

 

1.武侠≠游侠

 

游侠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人物,武侠小说则是按照这些特殊人群铺展开来的。大家不要一听到侠就以为是打报不平、两肋插刀、仗义疏财,侠是很广义的,武侠文学与侠文化不是一回事。游侠用自己特殊的行为方式、道德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韩非子•五蠹》篇里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其实儒和侠在先秦以前是一种人。天下一乱,霸主格局洗牌,士大夫必须重新竞争上岗,有的人通过聪明才智写书成文,有的人体力好能看家护院,就分别成为了冯友兰所说的“文专家”和“武专家”, 这就是侠大背景的来源。

 

侠在历史上地位一度很高,李世民下面的忠臣,80%以上是侠,没有他们,玄武门事变成不了。到了宋代之后,侠的地位渐渐没有那么高了,积贫积弱,帮皇帝做事的侠少了, 正史里面侠专门的传不再有了。

 

关于游侠的思想来源,有人认为来自墨家,侠是小生产者、劳动者的代表;有人认为来自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就是侠的做派;也有学者认为是儒墨两家的结合,还有说是来自道家的。还有从身份界别上加以考察,认为侠来自平民、游民、流民、商人等。

 

从人格类别上来看,侠没有固定的级别,也不是一个专门的职业,更不构成某种集团。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各操生业,不是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也不是以经济利益作为结交理由的。他们仅仅是基于共同的理想,彼此吸引,投入情感,又靠着侠义精神维持的这样一群人。所以,不是说什么身份界别产生侠,而是说什么性情产生了侠。穷人和富人都可以做侠。

侠,是“天地间别具一种激烈性情的人”。也是这样一种气质,决定他们经常在法治、礼俗之外,不容于社会。他们会成为一个缺乏英雄,缺乏冒险精神的社会的放逐者。作为社会边缘人士,他们往往是被整体放逐的。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很多是像劫杀、掘墓、贩私盐、盗铸钱币这样不光彩的来源。

 

在中国,君子是管理政治的,小人就要好好干活,导致人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创造的热情,不注重个人的人格发展。在中国人的伦理中,人变成了孝顺、安分、文雅、文弱、中和的了。也就是因为这种原因,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少了某种紧张感,在人与社会的对峙中,人没有活力去改变社会。游走在边缘的游侠,常常成为揭竿而起改变社会的人。

 

2.侠是不戴面具生活的人

“危帽散衣”“狐裘貂鼠”“鲜衣怒马”,还有内衣外穿,在身上佩戴铃铛……游侠的日常装扮招摇而恣意,这种穿法很大程度受到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也是如此。在特定民族和特定地域,容易形成侠。北方游牧文化原始生命力更强烈,经常和农耕文明形成对峙。李白很早就做侠,他杀过人,看到别人有难也会出手相助。他的很多诗就是写游侠的,而且写得特别真切,因为他身性合一,《少年行》中讲“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就是唐代侠的生活写照。

一个异乎寻常的人,本质上就有一点侠性。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重视群体和谐、理性与伦理。而侠的理念则是,不从众、独立自在地生活着,这种行为做派超越了惯常的功利拘束。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很多,能够自醒自悟的人很少,侠是能不戴面具生活,为自己画一个正确肖像的人。

 

健全的人格、德行和意志力,是人格发展全面与否的尺度。如果人格萎缩了,变得平庸了,必然影响到一个社会,使得这个社会没有浪漫、激情和诗意。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理解、想象,研究游侠这种人物。

 

历史学的研究当中不仅重视帝王将相、三宫九卿、历朝的忠臣,还注重普通人的生活,这样就可以呈现出中国历史本来完整的面目。我们从一个角度切入,就像往一个对象上投去一道光束,只看到光束的部分和他周围的东西,如果投去一个环衬的、360度的光束,那么整个人完整的浮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现在历史学为什么会演变成社会学,社会学识和文化学识这样的原因。

 

3.侠,是中国人人格的另一面镜子

 

400多年前,一个叫门多萨的意大利人,写了一部《中华大帝国史》。他对中国人的论定是“沉静而有才智的民族”。他说中国人忍耐、调和,但是有的时候会懦弱、苟且、胆小、自私,是不乏滑头的和平主义者。

 

也有人关注到了中国人国民性的另一面。韦尔斯在《人类的命运》里说,“大部分中国人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胡秋原也认为,儒、隐、侠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三大性格要素。

 

辜鸿铭曾说,基督教要人做一个好的人,而儒教要人做一个好的群众。在他看来,只要世界上有叛逆,就愿意和他们同流;只要这世界上还有冤仇,就是他个人的不自由,就要为这部分有冤仇的人讨回自由。

鲁迅说得好:“无限的远方,无数的人类,都和我有关。”当一个人能关心自己,他是一个普通人;他关心自己进而关心个体之外的远大的人类,就是有侠性的表现。这样的人,一定会发展出一种平均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平均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这种超越功利的精神自由,正契合于中国人的哲学传统与伦理崇尚。

 

一个人,看他对世界承诺了什么,就可以看到这个人肚量的大小,你可以把这一点认为是人存在的条件之一。侠就特别有承诺能力,尤其是实现承诺的能力。当然,他们也有自私的地方,他们喜欢名声,甚至爱名甚于爱命。

 

有的人,被肯定的时候会很正面、很积极,会拿出一部分力量去做利群的事情。但一旦被压抑和扭曲,他们就会对社会产生怀疑,人格会越来越保守和病态,甚至于收回对社会的承诺。当个体感受失败并不能接受失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当一个人面对失败,从不容忍到超越,这就是一个人人格倔强的标志,他的力量就由此增强了。

今天的社会,个人全面发展也面临着深重的困境。健康人格的失落,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一个人只想着向社会要名利,人人崇尚物质。尽管每个人都是平凡的肉身,却总怀着神仙的烦恼;仅仅是中等的资质,却总想着像马云那样有大量财富,患得患失,不能果敢,也不能持久,想得太多,标准又杂,抗挫折能力和击打能力都很弱,对社会失去信心,对别人没有信赖,喜欢躲在自己的世界里躲避崇高,消解神圣,天天看股票,时时想养生,全面走向庸俗,走向物质主义、金钱挂帅。

 

健康人格的出现,并获得主导地位,取决于健康社会的出现。但是健康的人格对这个社会健康发展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被动的。人对社会朝向合理健全的方向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在这方面,侠可以有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