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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司马光,到底谁更懂经济?
2018/07/12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人物。他的特殊,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曾在宋神宗时期推动了变法,还因为在20世纪的中国,他重新成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梁启超写《王荆公传》为“王安石变法”辩护,列宁称他为“十一世纪中国伟大的改革家”。在史学领域,王安石成为一个含义颇为复杂的人物。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的,就是富国和强兵。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王安石以及他的同僚、支持者们面对的,是中央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而推行变法的官员们则同时需要面对国家、百姓两方面的利益。整个变法的过程是怎样的?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次变法?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对我们看待当前的社会现实富有启示。


 
7月6日,复旦大学EMBA人文复旦讲座特邀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姜鹏,为大家分享“富国还是富民——王安石改革的启示”,让企业家从“王安石变法”中获得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启示。以下为根据速记整理的主要内容。

1.王安石变法,国富不等于民富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正是因为他的方案,契合了宋神宗以武力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心愿,才得到了这位不到20岁的青年皇帝的大力支持。在当时,收回燕云十六州,不仅是一位帝王开疆拓土的雄心,也关乎北宋的国防问题。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背景。


 
“王安石变法”主要包括13条举措,其中6条和理财有关,2条兼具理财和强兵的功能,另有2条直接与强兵有关,剩下2条则与选拔人才有关。


 
先来谈谈理财。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当属“青苗法”。每年农历的2月到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要播种,又要交税,手头就会很紧张。这个时候,他们会向一些富农借贷,并支付高额利息。王安石的思路就是,让政府来满足农民的借贷需要,从中收取利息,半年20%。这个利息虽然看上去挺高,但实际要比富农向贫农要求的更低。王安石此举就是把富农从市场中挤压出去,让国家获得这个市场的利益。


 
还有一个“市易法”,就是商人可以抵押田宅或金帛,向国家借钱。王安石有这样一个提法,国家之所以财用不足,就是缺少理财的人才;如果善于理财,国家是不会缺钱缺军费的。

但到了执行层面,这种政策设计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司马光是很早发现变法弊端所在的官员之一,也是变法的反对者。他指出,青苗法的法令一出,看上去是降低了借贷利率,实际上可能诱发过度消费。第二点,之前富人和穷人之间如果发生了借贷纠纷,可以找官府解决问题。但现在,官府自己放贷,老百姓找谁呢? 这时候,情况就变成:官府又当球员,又当裁判。第三点,因为官员之间的政绩竞争,他们会想方设法让民间多借贷,这就可能造成强行摊派。比如,当时福建的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借贷比率居然高达70%。


 
司马光早就看到王安石变法措施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在整个变法实施过程中,官员的政绩将以怎样的形式体现?为了政绩摊牌式的政策推行,为平民百姓带来的是利益还是负担?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确是让国家收入增长了。青苗法实施一年后,得到了300万贯的收入;市易法得到150万贯收入,免役法年收入800万贯,三项叠加,政府收入较前一年增长20%。但是百姓不堪重负,“饥寒流离”,社会舆论纷纷指向王安石变法。


2.“反对派”司马光真的不懂经济吗?

 

在宋史里,司马光是一直和王安石对着干的人物。他们之间发生过几次直接冲突。史学界很多人认为司马光根本不懂经济。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司马光有一篇文章叫《论财利疏》,就是谈论他的财政改革方案的。其中比较核心的一条就是,所有财政官员都要专业化。司马光不是不懂财政,只是他比王安石看到更多的东西。在王安石看来,国家财力不足,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才。而司马光则认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皆为盗,非国之福”。他的意思就是,善于理财的官员不过是搜刮民脂民膏,百姓穷了就会干坏事,对国家发展不利。王安石不同意,他说,善于理财的话,不用加重税赋,国家政府也会有很大财富。司马光认为,天地之间的财富是一个定数,要百姓富足,官府就必须让利。

很多人认为司马光不懂经济,也是从这里来的。理由是,政府应该想办法增加财富,把整个蛋糕做大。但蛋糕做得再大,国家富有和百姓富有之间,就一定是正向关系吗?


 
这种政府与百姓之间零和博弈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不懂经济。但在农业社会,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投入和土地开发。在人口没有巨大变动、土地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财富是不可能有很快增长的。
 


北宋政府的思路,是把大量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司马光的出发点则是:“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起到财富再分配和协调的功能,但政府本身不应该再以敛财为目标,这是儒家的基本理念。

 

3.以史为鉴,要先读懂史书

 

为什么必须反对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他有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什么可以约束他?人难道不应该存一些敬畏心吗?


 
20世纪以来,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形象就一直非常好。而在此之前,他是不如司马光的,是一个极为负面的形象。这是为什么呢?这就牵涉到如何对待史书的问题了。


 
历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实,这是20世纪史学的最大神话。历史学不可能传达真实,它传递的永远是观念和它的价值尺度。


 
我们谈王安石也是一样。20世纪,从梁启超在1905年写《王荆公传》开始,王安石身价一路飙升。梁启超写书,强调变法本身的合理性,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扭曲,才导致失败。看上去,他是在为王安石辩护,其实是在为他自己辩护,为“戊戌变法”辩护。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这样评价王安石:“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于是,王安石成为20世纪史学界必须捧上去的人物。1970年代,批孔的时候,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代表被捧出来了。之后,改革开放了,他又成了改革的代表。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很多历史“右派”都被平反了,只有司马光还没平反,谁让他和王安石对着干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的宋史研究领域,王安石大受追捧,与他本身没多大关系。其实是与20世纪的思想潮流紧密联系在一起。


 
读历史,不能因为很多著名历史学家都下过定论,就觉得王安石很了不起,而司马光不懂经济。事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时代的人的视角,而不是取决于人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