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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今年两会,“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日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这让“双碳”继“低碳”“减碳”之后,成为公众热心关注的话题。

  如何准确理解“双碳”这组“硬指标”的深远意义?如何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抓住机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李治国副教授带来他的深度解析。

  “双碳”目标提出是让理想

  走向共识的重要之举

  解放周一:最近,“双碳”继过往的“低碳”“减碳”之后,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如何准确理解“双碳”目标提出的深远意义?

  李治国:国际上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引发气候挑战的讨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如果说,当时,专家学者更多是将碳排放问题与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保护问题并置,那么,近几年来,随着极端气候更高频率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整个人类的生态环境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都在不断受到气候变化的“挑战”,高碳排放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显得愈发难以持续了。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双重目标,既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意味着我国在持续为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做贡献的基础上,按下了减碳的加速键。但事实上,要完成这两大目标并不容易,如果不能清醒意识到这背后意味的挑战,可能就低估了政府层面对减碳的决心。

  有两个数字对我们认知“双碳”目标意味的挑战非常重要。一个数字是“17”。2020年,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7%,且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这些数字不仅代表着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成果,在经济学上,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下一步将面临更进一步的挑战。

  另一个数字是“32”。32%是2020年我国碳排放量在全球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同的统计口径得出的最终结果可能略有不同,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国家在全球GDP总量中的份额在上升,而与此同时,我们的碳排放量也在上升。

  再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在过去乃至今后挺长一段时间,电力行业与工业制造业仍是我国最重要的碳排放领域,其碳排放量约占到我国碳排放总量的八成。这跟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关,跟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置有关,跟我们既有的能源使用结构也有关。而按照我们的“双碳”目标,2030年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差不多要达到比2005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65%的水平。这意味着,要实现“碳达峰”目标,需要我们每个公民一起努力,每个普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都需要更加严格地关注并减少自己的碳足迹和碳排放。

  从这个角度去看,“碳达峰”“碳中和”是理想,是目标,也应是社会各界普遍达成的共识。“双碳”目标的提出,是宣示,是硬约束,更是下决心让理想走向共识的重要之举。

  让共识走向现实

  面临三个问题

  解放周一:如今,政府以强信号的方式,呼吁社会各界形成共识。下一步的关键是共识怎样走向现实。

  李治国:是的。从目前来看,怎样走向现实大致面临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成本与收益。让企业减碳,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成本就会增加,而成本的增加与收益的增加在短期内基本上是不对称的。

  第二个问题是长期与短期。温室气体的影响是长远的、是根本性的。但如果短视一点,有些人会觉得至少在自己这一代,不会看到温室气体给人类社会带来很严重的影响。这就需要生活在当下的人,以一种长远的眼光和智慧去看待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碳源和碳汇。碳源是增碳的源头,碳汇是减碳的结果。但客观上来看,增碳容易减碳难,每一个增碳的动作发生得如此自然而然,而减碳的动作却要靠艰苦的努力去争取。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经济学概念,就是所谓的“外部性挑战”,又被称作“外部性陷阱”。如何克服这个“外部性陷阱”对于下一步的减碳非常重要。

  碳排放有典型的负外部性。用煤成本低,选择用煤以后,企业或个人的成本就下来了,这个就叫“负的外部性”。反过来讲,如果企业、个人采取碳吸收等减碳措施,比如使用绿色植被、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碳汇是增加了,但实际的成本可能也增加了。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解决外部性的问题,通常来说,必须有公共政策在场,通过公共政策发挥作用。

  从我个人的理解,政策可以发挥的作用大致有两大方面。

  一个方面是纠正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纠正的方法有这么几种:你排得多,就必须要求你创造更多样的价值,请你用创造的价值抵消自己制造的碳;针对同行业或创造同类型产品的企业,如果你的碳排多了,政府就要对你纠正或者处罚,比如通过缴纳碳税,比如进行碳配额的交易。

  另一个方面是促进正的外部性,奖励实现了碳吸收或节能减排的企业,当然更重要的根本性对策是鼓励技术进步。

  今天,与减碳相关的做法之所以能在全球更大范围内达成共识,大家更根本的信心来自科技的进步。比如,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可再生能源发电供能的成本还在下降,现在已经可以跟化石能源竞争了,将来还有可能以成本更优的方式来和化石能源竞争,这就是个趋势。又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开电动车或者混合动力的车,随着这一人群在整个人群中的比例不断提升,所谓“新能源车”从性价比到使用体验都越来越好,相信我们慢慢就可以看到交通出行方式上的变化。

  以上是我个人的分析。引用业界的分析,可以看到,业界比较看好的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基本上是这样三条——

  第一条,尽可能减少和控制碳排放,通过能源结构调整,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背后的根本性要素是技术进步。

  第二条,在重点领域强化节能,比如工业领域、建筑领域、交通领域等。在这方面,政府如何进行引导,十分重要。

  第三条,想办法促进碳的吸收。除了技术固碳、生态固碳等,金融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近来备受关注的全国碳排放交易平台的落地,就是一个通过市场化途径配置资源的重要制度创新。它通过鼓励减排成本较低的企业和减排成本高的企业进行配额交易,降低整个社会减少碳排放的总成本,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速实现提供有力抓手。

  碳排放的识别与排查:

  一项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

  解放周一:你刚才介绍了碳排放交易的基本逻辑。下一步,这个交易平台要想更充分地发挥作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李治国:配额交易的背后,需要一个信息化平台的支撑,而信息化平台的架设基础是每一个企业提供准确的基本信息。

  要实现这一点,对企业而言,需要做好最基本的信息梳理;对政府而言,需要对每个企业的配额进行精准的核算。其中,企业自身的碳排放识别与排查,可以说是基础中的基础。

  现在企业的能源来源越来越多元。有些企业的用电是通过直接使用化石能源后产生的,有的企业的用电是采购来的,采购来的电中,有的是用化石能源供的电,有的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用化石能源供的电,跟用可再生能源供的电,价格是不一样的。此外,碳中和不仅要计算直接的碳排放,还要计算间接的碳排放。这样一来,如何对企业进行碳排放来源的识别,如何进行碳排放量的测算,就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基础性或者技术性工作。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在不远的未来,可能每家企业都要面对这项工作,大家对此应有所预见和准备。

  当每家企业都要进行碳排放的排查,首先边界非常重要,组织的边界和运营的边界都很重要。形象一点来说,是你的逃不掉,不是你的不要扯进来。具体到企业内部,数据的测定与收集,需要细化到生产部门、研发部门、办公区域等。这就需要通过厂区、流程、组织、地址、地图等来全方位展现。把边界画清楚,然后才能真正进行识别。接下来的工作,才是识别哪些是直接排放,哪些是间接排放,哪些可能还有新增的排放,把这些全部识别清楚了,企业才能计算清楚总量,也才知道自己下一步如何做,才能真正做到碳中和。

  就拿我了解的一家钢厂来说,作为一家工业企业,它首先要把自己的主排放源找到,然后进行分类,哪些是直接排放,哪些是间接排放,哪些是新增排放,然后再对相关的流程和主要的工艺进行界定,界定以后再对一些关键环节进行实测,并看看自己的排放量有没有变化。当企业把自己的碳排放情况识别清楚、核算清楚了,才能看清自己离真正意义上的碳中和有多远。

  反过来,当我们看到一家企业宣布要实现碳中和的时候,我们可以首先问它有没有把边界搞清楚,有没有做好基础的识别工作,有没有找到自己最主要的碳排放源。当它没有真正把上面这些事情解释清楚时,它对碳中和这件事情的理解就是不足的。

  解放周一: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未来当我们去判断一家企业是不是足够好时,也会看它在碳中和等“绿色社会责任”上完成得如何?

  李治国:没错。就拿新能源汽车企业来举例,未来,我们判断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是否足够好时,会比现在多一些标准。

  因为碳中和是双向的,生产的产品本身是减碳的,不代表生产这个产品的过程也注意到了减碳问题。如果企业能在对技术和流程进行优化以后,不断压低自己在生产、流通等过程中的碳排放,它才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碳中和。

  新能源汽车本身是帮助减排的产品,但光有这一点可能还不够,未来,我们可能还需要关注,它在生产新能源汽车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一样在不断地降低碳排放。只有上述几个过程同时都在不断推动,这家企业才有可能最终实现碳中和。

  用新的技术探索

  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解放周一:你十分看重技术革新之于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意义,认为“双碳”目标的实现,靠对既有的系统进行改造是最根本的,且在此过程中,技术革新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在技术革新推动减碳方面,最近有没有什么实业界的案例,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李治国:我们最近看到不少领域在往“双碳目标”发力,参与发力的不光有企业家,也有投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突破”,一些跟过往不一样的企业案例。

  比如,最近,我们接触到了一家从事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的高科技企业。它们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将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市政生活污泥、工业污泥,通过他们自主研发的技术,一部分转化为可以取代传统化石燃料的能源(3-5吨污泥可以替代1吨煤炭的能量),一部分转化为3D打印需要的油墨,等于是以能源替代的方式,为减碳、碳中和做贡献。而十多年前刚刚开始研发这些技术时,大家只是觉得污泥是有机质,污水排放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填满就行,而应该在此过程中,同时关注降污、减排、循环、资源化利用等问题。

  2018年,这家公司的第一个污泥发电厂在河北投入运营,经过三年稳定运行后开始在其他城市复制相关技术。在此过程中,这家企业不仅在材料科学上实现了技术突破,也因为要建污泥发电厂,开发出了以发电厂为主体的绿色低碳产业园。在研发和储备自有技术的过程中,企业还拓展出了相应的装备技术、运营服务体系、工业物联网体系。公司的下一个目标是,在不断提供能源、实现废弃物资循环利用的同时,和所在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

  还有好几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因为要推进碳中和,他们在对整个企业进行资源重构,不仅是寻找自身节能减排的方式,也对企业积累下的大量数据在进行数字化利用的相关开发。

  一些核心企业基于自己大量的供应链数据、制造数据、销售数据、采购数据等,寻找未来可以展开“绿色协作”的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核心企业自己做到碳中和是不够的,需要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作战,推动“碳中和”在整个产业链中实现。

  有评论总结得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双重目标是中国郑重的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将有一批有远见的中国企业,通过探索自身的“碳中和”“碳达峰”方案,实现技术革新上的新突破与新进步。而与此同时,他们用新技术探索出来的新的解决方案,又能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再造。

  链接

  碳排放,怎么交易

  7月16日上午,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落实这一愿景的核心政策工具,这个市场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做了解答——

  我国在节能减排工作中,行政手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政策体系制定进程中,市场机制可以跟政府管理共同发挥作用。现在,在良好的行政管理手段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把企业的成本用市场机制体现出来,这样会调动更多主体参与到节能减排工作当中。

  此番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电行业率先被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一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大、产品单一、数据基础好、监测体系完备,其基准线确定也相对容易。

  接下来,将有七大重点耗能行业被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它们也有很好的数据统计、报送核算基础。进入市场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是基准线的确定。这些行业中,哪个行业基准线能科学确定分配配额,且有良好数据基础,就会纳入全国碳市场当中。不过,现在还不好预测哪个行业会先纳入,但应该很快,陆续在5年之内,也就是“十四五”期间,这些行业都会分批次循序渐进被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

  碳交易市场既是一个环境市场,又是一个经济市场。既然是一个市场,肯定有涨有跌。什么情况会跌?要看配额分配是否科学合理,另外也取决于经济运行情况。如果分配配额遇到经济下行,也许配额会相对宽松,这样市场供给就会比较充分,碳价就会比较低。

  另外,是一个市场,就会有投机行为存在,这个不可避免。政府要做的就是要对市场进行监管,使市场交易能相对平稳运行,不要出现大起大落,这样市场才会平稳运行健康发展。

  全国碳市场开盘首日成交价格高于试点平均价格,反映了大家对这个市场的信心。但只看开盘首日的价格还不够,还要从长期看,从整个履约周期、市场的交易频率、交易额等方面综合来看,那时的价格才能反映出配额的供需盈缺情况。

  在深圳试点碳市场进程当中,有个人投资者购买了碳配额,获得了相应收益。相信,在未来,全国碳市场也会有机构和个人参与到市场当中,有机会获得碳配额、参与碳交易。

信息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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