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世政：

在我的理解中，低空卫星通常是国家级的战略项目，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切入这样高门槛的领域，你目前碰到的瓶颈是什么？

张宇宁：

我们成立公司做“超低轨AI卫星”，最初的构想其实非常简单——抓住航天领域未来发展的两个关键趋势：一是让卫星飞得更低，也就是“超低轨技术”；二是让卫星更“聪明”，让它具备AI能力，能实时做判断、做决策，这就是“在轨 AI”。

然而，真正成立商业公司后，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以前承担国家任务时，要做什么往往非常明确——造一颗卫星，完成工程技术指标就好。但现在作为一家商业公司，我们的团队资源有限，不仅需要解决科学技术问题，还要处理涉及客户关系、社会价值、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政府管理、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我以前并没有深入思考过。

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参加复旦科创企业家营的课程。我努力将自己转变为一个“斜杠青年”，同时招募更多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人才，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复杂的跨学科难题。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一颗能够为客户创造实际终端价值的卫星，也希望更多有超低轨AI卫星需求的客户，能够支持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

钱世政：

你的目标客户是什么样的？

张宇宁：

我心中有一个理想客户的画像，也一直按照这个标准来寻找合作伙伴。我们的理想客户要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客户带来的应用场景体量要足够大；第二，场景要和航天技术有完美的匹配；第三，客户及其产品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钱世政：

你刚才提到的其实是硬核科技企业创业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也是许多创业者面临的共同痛点。首先是技术与场景的错位。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称往往是一家初创企业无法承受的。其次，我们都希望科技创新能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科创创业的底层逻辑。

我认为你的项目非常有价值。举一个例子，2015年我们发射的卫星距离地球大约700公里，而你现在的技术已经能够实现卫星距离地球仅100公里。另外，过去的卫星基本是“有眼无脑”，只负责把信号传送到地面；而现在你们公司研发的卫星都是“有眼有脑”，具备自己的算法，应用价值比10年前发射的卫星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这种卫星技术是否能应用于农业植被管理、灾害监测，或者三维城市监测等领域？

张宇宁：

我认为卫星行业的一个独特优势是，能够在大范围内使用统一的度量标准来进行地图的三维重建。

低空经济飞行器与传统车辆不同。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只需要通过平面的二维地图来进行导航和定位，但无人机则需要三维地图。例如，每个建筑的暴露面、防护区是什么样的？道路应该如何规划？成千上万的无人机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如何协作？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强烈依赖于精准的三维地图。

钱世政：

随着低轨卫星的应用，三维空间的概念开始逐渐浮现。我们需要从更多维度来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今天的对话虽然没有找到完美的答案，但我们一起探讨了当前科创企业面临的痛点，以及我们共同的诉求与期望。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和共识，并为市场和项目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让资本市场培养起对这些项目的耐心。

张宇宁：

我参加过很多路演，尽管我们的商业计划书（BP）在不少场合都受到质疑，但我依然希望能借助复旦管院搭建的平台，解决一些宏观层面的问题，并找到具体的、可执行的微观答案。

在我看来，复旦管院为我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关键词，那就是“生意”。我参加复旦科创企业家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将技术转化为生意，也就是商业价值。其次，我希望通过在复旦管院的学习，能够理解投资人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投资思路。

我的目标是把我们的“确定性技术”转化为“确定性订单”，并通过这些订单获得“确定性融资”。去年9月，我们顺利拿到了2500万的第一轮融资，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国家每年发射的卫星大约只有200多颗，市场空间有限，挑战依然巨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钱世政：

复旦管院不是一个科技学院，我们的角色是赋能。科创，是一个试错纠错的过程；投资，是价值发现的过程；融资，则是风险资产定价的过程。对于搞科技的科学家来说，他们的追求是探索；而我们管理学院要为科技创新做什么？不是去培养硬科技，而是帮助企业家用最快的速度、最经济的方法和最短的路径来梦想成真。同时，商业模式的更新并非凭空产生，商业模式必须与硬核科技相结合。科技与商业的结合，最终不是追逐利润，是创造价值。我相信如果这两者完美结合，中国一定能诞生伟大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