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刚刚结束的复旦管院科创赋能实践五周年开幕日精彩纷呈，名场面倍出，大家被直升机、机器人及绝美的舞台剧吸引的同时，有一群人正在B301教室被生命科学圈大佬的激情所感染，在他的讲述下，一幅关乎中国人生命健康的科创企业前景正缓缓展开。

卢大儒教授主要从事遗传病致病基因筛查与鉴定、基因治疗与基因编辑治疗研究，在血友病基因治疗、东亚人群起源迁徙、恶性肿瘤分子遗传学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主持3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研究项目，发表SCI论文近300篇，引用超过万次，主编教材和著作10余部。先后获得国家级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以及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6项，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荣誉。

生命的核心密码在于基因。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之一。英文的“gene”一词源远流长，而其中文译名“基因”，则得益于谈家桢先生“信、达、雅”的神来之笔，可谓形神兼备。基因，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共通的语言，无一例外；它也是当今生命大健康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源头与战略制高点。

以重组DNA、PCR、DNA测序、转基因、基因编辑、RNA干扰为代表的基因技术，我称之为“六脉神剑”。它们构成了生物医药产业的底层技术体系，特别是开启了现代生物医药的新纪元。例如，重组DNA技术首次实现了对DNA的人工改造与编辑，标志着生物技术新时代的来临。在此之前是传统的生物学研究，而合成生物学可视为基因技术的2.0升级，赋予我们近乎“创世”的能力，去设计和构建理想的生命形态——这引发我们去思考：人类应该如何来创造生命？

PCR技术大家耳熟能详，它是基因检测与疾病诊断的利器，更是我们探索自然界的“眼睛”，让我们不再在黑暗中摸索。它不仅用于检测，更是获取目标基因的关键工具。可以说，有了基因，就有了一切，它是整个生物医药产业的根基。

而要真正“阅读天书、解码生命”，必须从DNA测序开始。从一代、二代到如今的第三代单分子测序，测序技术带领我们逐渐进入基因组学时代。上世纪末启动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不仅绘制出首张人类基因组图谱，更催生出一个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测序产业。我认为，比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所倡导的“共有、共为、共享” 的合作文化，这理应成为我们时代的科学精神。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让我们能在更深的层面上理解和促进生命健康。

回溯人类基因组草图公布的历史时刻，我们看到学界与产业界携手并进的景象。我特别钦佩克里格·文特尔那样的科学“狂人”，他的“精准解码”计划颠覆了传统认知，引领了后续一系列生物基因组解码，推动了测序技术的解放与发展。中国也有这样的开拓者，比如杨焕明、汪建、于军、刘斯奇等人。二十多年前，正是这群当时年仅四十上下的科学家四处奔走、全力推动，使中国成功参与了全球1%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那段历史至今令人荡气回肠。

转基因技术——包括植物转基因和用于人类的基因治疗——最初源自自然界，却由人类发扬光大。获得诺奖的RNAi干扰技术，历经二十年积累，终于催生出现代药物，造福广大患者。而能够精准“修改天书”的基因编辑技术，其能力远超简单的基因敲除或替换，正全面赋能基因治疗，使其更精准、高效、适用范围更广。可以说，从基础研究到育种、疾病建模、合成生物学乃至基因治疗，基因编辑技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我国生命大健康领域面临诸多挑战：尽管医疗与生活水平提高、人均寿命延长，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出生缺陷高发、慢性病（如恶性肿瘤、糖尿病、退行性疾病）负担加重等问题日益凸显。环境因素如内分泌干扰物、微塑料、重金属、PM2.5等带来持续风险，而生活方式问题——饮食过量、运动不足、社会“内卷”导致的身心压力——更成为许多疾病的诱因。从进化视角看，这可称为现代社会发展的 “失配性疾病”。

面对这些挑战，生物技术与生物医药将成为全面赋能大健康的核心力量，涵盖基因工程疫苗与药物、基因检测与诊断、细胞与基因治疗、mRNA药物、小核酸药等前沿方向，推动健康事业向更高层次迈进。

我们现在有DNA重组疫苗，比如乙肝疫苗，让我们离开了肝炎，离开了肝癌。再到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如今，基因技术推动的重组疫苗已从第一代产品，拓展到病毒载体疫苗、病原体改造疫苗等多种形式。其应用范围也从预防传染病，延伸至预防肿瘤复发与转移；作用机制从激发体液免疫扩展到细胞免疫；从单价预防单一疾病，发展到多价、广谱、高效的联合预防，甚至在预防感染后重症与死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新冠疫情便是一个明证。

我相信，治疗性疫苗拥有更广阔的前景。例如，由复旦林金钟教授领衔的团队，与蓝鹊生物、沃森生物合作开发的新冠肺炎疫苗，不仅获得了我国的紧急使用授权，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入推荐使用清单。这预示着，未来若出现新的“X疾病”大流行，源自复旦体系的科研与产业力量有望发挥引领作用。

在新药领域，以GLP-1受体激动剂为代表的药物赛道尤为火热。司美格鲁肽堪称“药王”，去年全球销售额达295亿美元，今年预计突破300亿美元。我的老朋友王庆华教授自主开发长效的苏帕鲁肽。该技术路径更为简洁，效果也优于同类产品，他很自豪于他们的产品得到了贾伟平院士团队临床研究的认可。

信达生物等企业已推出替尔泊肽、马仕度肽等双靶点甚至三靶点药物，在减肥及代谢性疾病的支持。目前，司美格鲁肽已有多种剂型，其仿制药及类似物（如丽珠集团的品种）众多，赛道竞争激烈。在此基础上，礼来制药开发了替尔泊肽，控糖效果更好，更全面改善 β 细胞功能；信达生物与礼来制药研发的玛仕度肽，显示出显著的降糖及减重等代谢指标综合优势，治疗领域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局面。

抗体药物是生物医药领域的一颗明星。全球累计已有超过200个抗体药物获至少一个国家药监局批准，其中美国获批数量最多。一个经典靶点是PD-1，其作用机制犹如解除免疫细胞的“刹车”。全球已有超过26款相关疗法上市。默沙东的K药（帕博利珠单抗）年销售额超200亿美元，百时美施贵宝的O药（纳武利尤单抗）也超百亿美元。在国内，百济神州、信达生物、恒瑞医药等企业的产品也已取得可观销售。医保集采后，部分国内PD-1抗体药价格约为国外的1/30。此外，双特异性抗体（如T细胞衔接器，TCE抗体）通过将T细胞与肿瘤细胞拉近，激活免疫杀伤，机制巧妙。

我们的校友企业——近岸蛋白质公司麾下惠和生物，开发了一款三特异性TCE抗体，在低剂量下治疗血液淋巴瘤效果显著。相较于动辄百万元人民币的CAR-T疗法，其成本极大降低，前景广阔，目前也已拓展至自身免疫疾病的研究。

还有一家校友企业百利天恒的抗体新药，在2023年底至2024年初，与百时美施贵宝达成了总额高达84亿美元的授权合作，其中首付款8亿美元。此类案例在中国已非孤例，如三生国健与辉瑞制药高达60亿美元的授权合作。在抗体药、抗体偶联药物（ADC）等领域，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一梯队。据统计，去年中国抗体药物对外授权总额约500亿美元，而今年截至10月已突破1000亿美元，这充分证明中国在该领域的研发与临床实力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基因治疗领域，病毒载体是关键递送工具。从天然病毒到改造病毒、嵌合病毒，再到人造病毒，技术不断演进。早在1991年，复旦大学就开展了世界首次血友病B基因治疗的临床研究，并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22年，美国批准了首款基因治疗药物——蓝鸟生物公司的基因治疗药物Zynteglo， 这得益于其2012年出台的“突破性疗法”认定政策。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舒易来教授，在全球率先开展遗传性耳聋的基因治疗临床研究，已牵头完成超百例国际多中心试验，并组织制定了该领域的国际专家共识与临床指南。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在基因治疗领域主导国际规范。

2023年，全球首款基因编辑药物CASGEVY™也获批上市。目前，基因治疗最热的载体是腺相关病毒（AAV），全球已有343款AAV药物进入临床，59款获批，覆盖眼、肝、神经系统等多种遗传病。

我们的老朋友肖啸教授研发了中国首款采用重组腺相关病毒载体、用于血友病B的基因治疗药物。在细胞基因治疗中，CAR-T疗法最为人熟知，它让白血病首次有了“治愈”的概念。4岁女孩艾米莉的故事，推动了CAR-T疗法风靡全球。如今，CAR-T的应用正从血液肿瘤拓展至实体瘤，如科济药业李宗海教授的研究有望获得全球首个实体瘤治疗临床药证，相关成果屡登国际著名期刊。

基因检测与分子诊断贯穿于生命健康的全周期、全病种。在孩子出生前，通过无创产前检测即可筛查遗传病与出生缺陷。从最初检测唐氏综合征等三体异常，到现在可检测大片段缺失/重复乃至数千种单基因遗传病，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服务价格也从2000多元不断降低，有些省份集采后降至200多元。在肿瘤领域，液体活检可用于早筛、精准诊断和术后微小残留病灶监测，市场前景广阔。

校友企业鲲远生物在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早筛方面成果显著，其技术已在部分地区开展大规模人群筛查，作为民生工程，成效卓著。

解码生命依赖于DNA测序技术。长期以来，该领域由国外公司主导，如一代测序的ABI、二代测序的Illumina。我国是否有能力自主研发测序仪？实际上，国家早在2012-2013年便开始布局。华大基因通过收购Complete Genomics，发展出如今的华大智造，其测序仪在部分性能与成本上已可比肩乃至超越Illumina。正是因为有了国产测序仪，我国基因测序成本得以大幅降低，打破了国外垄断，从“卡脖子”到“百花齐放”。在二代测序领域，除华大智造外，还有真迈生物、赛陆医疗等；在三代测序领域，齐碳科技、普译生物和华大基因等也已崭露头角，希望未来有望超越牛津纳米孔。

核酸药物是另一重要赛道。从科学发现到成药往往需近二十年。核酸药物类型多样，包括反义寡核苷酸、小干扰RNA、信使RNA等。例如，降脂药物英克司兰钠（靶向PCSK9的siRNA药物），每年仅需注射两到三次，相比需每日服用的他汀类药物是一大进步。目前该药年费用约2万元，未来有望纳入医保。

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经历了从“跟踪仿制”、“仿创结合”到迈向“创新引领”的阶段。构建完整的创新生态链（从靶点发现、研发、临床、资本到政策支持）至关重要。去年国家多次强调全链条支持创新药，今年国务院颁布的“第818号令”（《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将于明年实施，这将极大促进医院与科研单位的成果转化，我们的三甲医院、科研单位将会迎来一个创新药物研究的春天。

我国生物医药企业已在抗体药（双抗/多抗）、ADC、CAR-T、 PROTAC、分子胶、溶瘤病毒、基因编辑等热点领域全面布局。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基于全新靶点的原创新药数量仍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当前仍以“Fast-follow”（快速跟进）和“Best-in-class”（同类最优）为主。正如复旦大学校友傅新元教授（JAK-STAT信号通路发现者）所言，中国尚未诞生他定义中那种具有全球首创性的原创新药。这提示我们，实现从0到1的突破仍需努力。

我们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源头创新不足、靶点选择“内卷”、基础研究向产业转化存在鸿沟。应对之策在于：建设大科学设施鼓励源头创新；引导企业差异化发展，避免资源浪费；构建“基础-临床-企业”三位一体的协同平台。在此过程中，管理赋能将发挥全面作用。

从国家层面看，医保与商业保险结合需完善创新药支付体系；资本市场虽经历寒冬，但暖意已现；同时应鼓励企业“出海”，开拓国际市场；还需集中力量攻克关键“卡脖子”技术，大力发展国产替代，保障产业链安全。

卢大儒教授的分享，远不止于一次前沿技术的梳理，这背后，正是一种立足学科、胸怀产业、心系家国的“大爱”。他殷切期盼中国生物医药能完成从“快速跟进”到“原始创新”的惊险一跃，科学家、企业家、资本与政策能构建起生生不息的创新生态。

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在其中扮演的，正是至关重要的“赋能者”与“超链接”角色。 通过搭建“投融助力平台”常态化路演，管院将生科院的前沿科研项目精准推送给资本市场，系统性构建一个 “科研-资本-产业” 闭环的关键实践，让这些科学技术通过管理赋能，更高效地走向成果转化，走向市场和应用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