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信仰

我是一个热衷于思考的人，发掘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是我的长处同时也是我一种长久以来一直无法克制的本能。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通过此次曦源项目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理念亦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学术信仰”的价值要远远高于项目本身。

三年前在参加我校自主招生面试的时候有位面试教授问了一个困扰我至今的问题：“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不得不承认在大学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回答，从最先的活着就是终极目标，到寻找本身就是一种终极目标，再到现在的终极目标是确立信仰。相信随着阅历的增加还会出现更多的答案吧，不过至少此时此刻“确立信仰”是我正在追寻的东西，无论是对于生活的思考还是对于学术的理解。

人说科学是破除迷信的，也有人说科学就是一种宗教。我还是更倾向于后者的理解吧，古往今来，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的定性都依赖于自己所建立的一套特殊体系作为衡量和推论的标准，基督徒以圣经为基准，伊斯兰教徒以古兰经为基准，自刎乌江的项羽以天数为基准，即使是热衷于定量分析的现代科学也依赖于数学和统计学的基本假设。没有哪个时间段的哪门学科可以真正的被称为毫无假设基础的真理，现在的我们所谓的真理也只能称为在我们人类所建立的评价体系中无矛盾的存在而已。如今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观测来否定昔日那些所谓的迷信便愚蠢地认为离真理的殿堂又靠近了一步，事实上通过观测来否定其他理论这种方法本身也是一种假设。我们只能说这只是用一种现代人更能理解更简洁的假设来推翻另一种“看似站不住脚”的假设而已。

从历史上来看，人类评价体系的更替或者用延续上文中的定义：人类认知的和定义的基本假设。经历了从抽象复杂到具体简单的过程：古代，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打雷下雨便诞生了“神”这一个概念，只能算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雨神”掌管风雨，“雷神”掌管打雷仅此而已。在往后，随着宗教的诞生，人们对于“神”的定义趋向于精确，所谓的“神”被印刻上了人格甚至相貌以及对应的故事，于是诸如“宙斯”，“玉皇大帝”，“耶稣”之类的精确形象便取代了之前的那些模糊的定义。再略往后，严格来说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人们开始将基于以往观测的经验来作为基本假设（这也是现代科学的基本假设之一），他们认为“历史一定会重演”，只要条件等同，相同的事件一定会重复发生。再然后，假设继续趋于精简化，随着数学工具的发展，更多的学者热衷于使用数学来描述复杂的社会和自然现象，于是诞生了牛顿三大定律，经济学的市场供求模型等，对于复杂现象极致的简单描述。

我认为，假设的简单化和具体化依赖于对于现实事物的逻辑剖分。就如同在计算机语言中我们用“与、或、非”三种逻辑剖分了所有复杂的程序过程一样，将假设简单化也依赖于类似的剖分手段。将问题进行这样细分的一大好处在于可以缩小一个特定事件的“随机自由度”，即缩小了它的不确定性，使得描述更加精准，举个简单的例子：相信学统计的朋友都知道收视率统计的问题，不论我们需要对多大规模区域的人群进行收视率统计，只要能满足观众均匀分布的假设，抽取271个样本进行考察就有90%的把握得到与实际收视率差异小于5%的估计。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单一频率问题我们可以把他定义为一个随机自由度，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或者行为模式远不止一个自由度，比如我们可能需要调查一部电视连续剧每一集的收视率，或者再发散一些，我们需要调查复旦的学生到五角场更倾向于走什么路线等等。而随机自由度的上升将导致样本考察量以指数型上升，以至于难以得出较为精确研究结果，通过数学建模和更模糊一点的因子分析或主成分分析可以将一些复杂的自由度组合分解为几个基础简单的自由度组合。这就是为什么我热衷于构建复杂的数学模型的原因，虽然模型的表象是复杂的，但那只是逻辑层面的复杂而已，问题的假设基础将会更简单，基础变量明细化可以使问题的随机自由度大大减小。虽然就目前而言对类似我研究的“低碳经济问题”即使使用数学和统计手段降低了自由度，通过实际调查的方法来获得统计意义上的精确结果也是不现实的，因此这也仅仅只能说是一种信仰罢了，或许有一天会出现比数学更高级的工具能够对我研究的问题做出更精确的计量。

关于我国研究环境和课题的研究价值

在此次的研究过程中，深感在我国学术环境和研究支持力度的低下，可能这也与我自身有关吧。因为崇尚的学术信仰不同，我的研究并不依赖于前人的所谓文献尤其是那些缺乏事实基础凭空构造的一些所谓设想、推论和建议等等（这些所谓的设想和推论的假设基础过多而且复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古人信奉鬼神并无本质差异），或许是有些偏激但是在关于“低碳问题”的文献的搜索过程中少有称得上有质量的文献，而且文章之间的雷同程度也很高，无非就是要构建平台啊，构建法律体系啊，低碳金融好啊这类。但是低碳金融好的依据在哪儿呢？在欧洲适用的在中国就一定适用么？为什么法律体系要这样构建而不采取其他方法？如何证明信息平台的建立一定利大于弊？

让我深感失望的是，除了这些缺乏可靠依据的论文，我难找到其他东西来帮助我做研究，不得不说我国的学术用数据库系统实在是太缺乏了，此次研究的很多中国数据我最终都是在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网站上查得的。与其说如今的学术抄袭现象源自于个别学者的过失，更不如说是来自于整个学术体系的过失。文字化的信息必定会包含作者的主观意向，使用文字信息作为分析依据本身就已经注定了研究的结果是建立在众多并未确认谬误的他人的观点的基础上的。在缺乏数字资料的环境下，相比于基于实验的学科，基于数据分析的学科，如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质量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撇开研究环境的问题不谈（作为一个仅仅只进行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的本科生而言这方面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曾经也有人质疑过我研究的这个课题的价值，毕竟近些年来针对温室效应是否可信的声讨声越来越多。诚然本人对于全球变暖的诱因是二氧化碳排放也一直持怀疑的态度，虽然温室效应的理论确实值得质疑，与之对应的碳排放权交易等实现碳减排的手段也可能只是基于错误理论的错误行为而已，但是如果仅仅将碳交易问题考虑成是否对环境有益那就太肤浅了。我认为，与其说碳交易是一种降低减排成本从而促进碳减排的手段更不如说这一种新的规则，一种正在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金融规则。在证券界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利好消息即便他是假的，只要市场认同了，这则消息就是真的。关于碳交易的问题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正在被全球所认同的规则，即便某些“绝顶聪明”的人发现他是错的，只要绝大部分人认为他是对的，所有人便都要遵循这个规则。这只是全球金融这盘最大的强手棋中一种新兴的规则而已，虽然可能不是很情愿，但是中国迟早会加入其中，因为我们也是这盘强手棋的玩家之一，不懂规则内容，不懂如何适应规则，不懂如何利用规则，只会让我国在“资本主义”的游戏中一败涂地。我认为这也就是我此次课题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

另，

除了我的导师李元旭老师之外，我还十分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即便只是启发的老师和同学们：

感谢唐跃军老师指导和督促，帮助我按时完成了一次符合真正学术规范的研究。

感谢胡启英老师，在随机运筹学课上，关于多阶段动态决策的建模分析，使我完善了模型的逻辑过程。

感谢孙小玲老师，在非线性最优化课上，关于线性规划最优解性质的证明，启发了我从数学上解释了情景模拟中一些较为奇怪的结论。

感谢陆俊巍同学，给了我阶梯函数凸性的分析方法的启发。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亲戚、朋友和老师们！

                                                                安崇义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