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工人

　　“我的初中三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基本没有读什么书。”作为经历文革的一代人，苏勇老师自然没能逃脱那个特殊年代对他的影响。

　　1968年，13岁的苏老师正是学知识的年龄，但此后三年短暂而美好的初中时光却被文化大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游行、学习《毛主席语录》等各种各样的运动占据了大部分的课堂时间，基本没有读什么书。最后一年，先是到工厂学工半年，寒假之后，又在农场学农半年，然后就算是毕业了。

　　中学毕业之后，响应国家号召，很多初中毕业生加入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大潮之中，走出城市，深入乡村。作为家中的独子，苏老师幸运地留在了上海，进入上海电力安装公司当了一名工人，这一待就是八年。从学徒到正式职工，年轻的他在实际工作中开始接触和思考企业管理问题。

　　1976年秋，苏老师被公司派往现在的新江湾城建设闸北发电厂，每天上下班都要坐车经过复旦大学校门。当时的复旦大学已经有经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看着佩戴着复旦大学校徽的大学生进进出出，他心里很是羡慕。就在这个时候，苏老师暗暗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也要到复旦大学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苏老师参加高考并取得优异成绩。当年华东政法学院是恢复高考之后的首次招生，正在寻找优秀生源，招生老师通过招生办了解到苏老师的信息，希望他能填报华东政法。但因为心里有一个复旦梦，他还是把复旦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并如愿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为一名复旦人。

研究企业文化一发而不可收

　　本科毕业之后，苏老师选择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因为敬仰朱维铮教授的学问，又着实喜欢中国文化史，他投在当时就以严厉而著称的朱维铮教授门下。1986年硕士毕业，苏老师婉言谢绝了市委宣传部等有关单位的工作邀请，选择留在历史系任教，一面教授《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等课程，一面担任学生工作辅导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国际上开始出现“企业文化”这样一种新的管理理论，曾经在企业工作过的苏老师马上敏感地捕捉到了到了这一信息，主动了解和接触这一新兴理论，并开始自发地做一些相关研究。在一次企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苏老师认识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于先生充分肯定了他在会上的发言，并在会后找到他：“你的研究很不错，希望你能继续研究下去，一定会很有前途。”1986年，苏老师出版了第一本企业文化方面的专著《企业文化——社会、价值、英雄、仪式》，于光远先生特意为这本书写了序，体现了学术大师奖掖后学的风范。在这之后，苏老师陆陆续续地写了不少相关研究文章，并成为国内最早研究企业文化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当时，著名学者苏东水教授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他很早就注意到了苏勇老师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在一些有关学术会议上认识并熟识以后，苏东水教授了解到苏勇老师有专业从事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研究的想法，便向管理学院提出申请，在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苏勇老师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调到了管理学院。1991年，他在职考取苏东水教授的博士生，就读于工业经济专业。1994年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企业文化的系统研究》。

　　因为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加之苏东水教授的影响，在学术方面，苏勇老师主要研究组织行为学，偏重于管理文化、企业伦理、品牌文化等方面，和文化的联系非常紧密。教学课程也与这一方向密切相关，例如为博士生开设了《管理文化与企业竞争》、《东方管理学》、《品牌策略》等课程，为硕士生开设《组织行为学》、《管理伦理学》等课程。

　　1995年初，苏勇老师出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MBA项目副主任，同年底转为主任，这一做就是8年。接手的时候，复旦MBA招生规模仅为每年30余人，到2003年他离任时，已经达到每年480余人的规模。八年内MBA项目的发展，也是让苏勇老师颇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当然，这是在院长的领导下，经过我们整个团队的努力取得的成绩。”2001年，通过与北大、清华等名校竞争，“复旦大学MBA教学管理与创新”获得了这方面唯一的一个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谈及此事，苏勇老师没有掩饰他的那份自豪之情。作为当年的MBA主任，他自然为这份荣誉的获得付出了不一般的努力。

　　2003年，苏勇老师转任企业管理系主任。

著作论文高产

　　21年的从教生涯，苏勇老师出版著作20本（包括合著）、发表论文100多篇，并主持承担了很多科研项目，还参与多项社会活动，如担任上海生产力学会副会长，担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特邀嘉宾，在多个电视节目中就管理问题从专家视角发表看法。还担任上海机场等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等。是什么原因使得苏老师如此“高产”？

　　苏老师自言：这大概主要归功于勤奋。他基本不看电视，仅偶尔看看新闻，更多时候是通过报纸、电台等了解时事资讯，因为他觉得看电视太浪费时间。“如果有一天看了两三个小时对学习无益的电视剧，我会有种愧疚感。” 苏老师笑着说道。

　　但是遇到特别好的、和自己的研究有关系的片子，则是例外。2004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八集系列电视片《晋商》，讲述了晋商的辉煌历史和深厚的商业文化，和苏老师正在进行的管理文化研究关系密切，他是很快买回了整套DVD碟片，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

　　《东京审判》也是一部苏老师很喜欢的片子。他说：“企业文化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提出，但其实是由日本人首先实践的。二战之后日本的经济腾飞，和日本的民族性很有关系。《东京审判》里面反映了很多日本民族性的问题。这和我研究的‘东方管理’很有关系。”

　　苏老师还提到了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名作《菊与刀》，在这部文化人类学名著里，作者对日本文化和心理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只要加强外交攻势，迫使日本天皇投降，二战中的日本军队就会投降。事实证明的确如此。“这是从文化角度来研究怎样解决问题的一个范例，当然，它解决的是宏观管理的问题。我现在的工作则是从文化角度来解决微观的企业管理问题，但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生活中的苏老师每天起床很早，没有特殊的事情，他会一直待在办公室工作。甚至假期中也经常来学校。他不太进行娱乐活动，也不喜应酬。“一吃饭，两三个小时就浪费掉了。”所以除非很有必要的焦急，一般应酬活动他都尽量推辞。学生有问题，他选择让他们来办公室谈。

　　苏老师认为，作为一个管理学研究者，除了要关注理论问题外，关注现实当中的问题同样也很重要。苏老师有很多企业界的朋友。八年企业工作经历，加之对于企业管理问题的学术兴趣，，苏老师很关注现实中每天发生的企业管理问题。最近苏老师就很关注中华老字号的问题，也很关注达能和娃哈哈的问题，专门针对它们撰写过一些文章，并接受了专访。企业当然喜欢这样非“纯学院派”的学者，更多对管理理论的经过消化后的实际感悟和实务方面的经验，才能给企业带来实际的指导作用。所以也难怪学生们喜欢苏老师生动又深刻的教学方式，直呼“听苏老师的课很过瘾”了。

管理和文化的学问

　　在苏老师看来，每个时代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并建立在前人的积累之上，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文化的积累。这和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可能有所不同。所谓的文化，是人类在和自然界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成果。苏老师说：“我们在研究企业管理的时候，既要研究其中技术性的东西，比如说怎样提高生产技术，也要研究经济的东西。比如说资金运作等，但还有一点，这就是以前被忽视的，也是企业文化所赖以产生的基础，那就是文化层面的东西。我们现在更要从一种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整个企业管理的过程和方法，这也就是我的兴趣所在。”

　　在苏老师的定义里，用中国传统的铜钱来形容企业管理再合适不过：“企业管理可以说是圆中有方：管理可能是圆的东西，要融会贯通，要巧妙运用，而文化可能是其中那个方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内核。”正是苏老师特殊的学术背景，让他能够用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企业管理的一些问题。

苏老师认为，目前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并没有落后于国际。组织行为学、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的研究，与国家、民族的文化密切相关。在教学的时候，他发现引进的翻译教材里有关公司政治、价值观等章节根本就不能用，因为中外文化背景不一样，体质不一样，国情更是差异较大，这就造成了类似组织行为学、企业文化等国外教材和中国现实不相契合。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中国企业的话，那么研究管理文化和企业伦理等，中国学者无疑更有优势。

　　在苏老师看来，西方管理学中的精髓，很多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相对应的表述。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民族企业实践的研究，也能发现它们很多成功之道与西方管理学是相契合的。比如说管理伦理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中国一句传统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夫子又说“不义之财，吾所不取也”，讲的就是应该追求怎样的物质财富，怎样去追求物质财富等，这和西方的管理伦理是同样道理，西方的管理伦理学，是将自然人推向法人，告诉企业在经营中要采取正当的手段获取利润。

文/刘海阳 吴兴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