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踏进吴宣陶老教授的家门，就听见一串悦耳的钢琴声从屋里传来。清脆的应门声之后，琴声叮咚而止，轻快的脚步由远及近；这是已届八十高龄的吴教授家吗？门一拉开，果然没错——走下讲坛、褪去浮华的吴教授此时就像是邻居家奶奶那样亲切，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里也盈盈的全是笑。七十六年的光阴虽然染白了老人的头发，却没有带走她从心里散发出来的年轻气息，也不会抹平她和复旦、和管院一起奋斗、一起进取的荣耀。“我已经退休十几年了，那些荣誉老早就过去了，就不用再来写我了吧。”吴教授想谦虚地把她的光辉历史翻过去，我们却还是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揭开，因为站在彼岸的我们太期待有这样好的渔船把我们带回到历史的那头去了。让我们坐在高高的芦苇上面，听吴教授讲那过去的故事。
做学问·在最混乱的年代
1933年，吴宣陶教授在上海出生。在那个战乱纷繁的年代，在风口浪尖的老上海，这一切都注定了她的青年岁月不会平静。
“我也算多语人才了，说起来有趣，我是英语、日语、俄语都学过，可哪一样都没学出个所以然来。”吴宣陶教授最先学的是英文；而在上海被日军占领之后，沦陷区的学堂就多开了不可不上的日语课，那时候的学习被染上了太多知识以外的东西。“不愿意念，就是不想学它，就是一种亡国奴的感觉。”吴宣陶教授回忆起这段过往，依然眉头紧锁。本来在学校学习刻苦、表现先进的吴宣陶教授唯独对日语课怀着极大的排斥，全班同学也没有一个有心念好日语。“我念书考试一直都规规矩矩的，可就是日语课考试我们全班在一起作弊，谁也不顾及什么。”
痛惜祖国的感情在吴宣陶教授的话语里尤为强烈，不亲身经历国难的人怕是无法体会那份切肤之伤。打走了日本鬼子，又陷入了连年内战，旧中国已经满目疮痍。然而动荡的局势并没有阻碍吴宣陶教授追求知识的脚步，吴宣陶教授考入了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并于1953年顺利毕业。在大学生都少之又少的时候，女大学生就更如凤毛麟角了，吴宣陶教授的深造之路还延伸到了硕士学位——从财大统计学系毕业的她又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在攻读统计专业。刚解放时期的中国与苏联关系甚好,人民大学的教师很多是从苏联
请来的“专家”， 也使得大学里 的书本 很多是俄语原版。“这不就又开始学俄语了嘛，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不过当时的俄语水平看起专业书还是可以的。”
吴宣陶教授这个无心插柳的“四语人才”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在本科时候的母校上海财经学院当起了老师。然而，象牙塔里恣意奋发的光景并没有多长，1958年的中国开始被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套牢了，上财等一批“讲经济，不讲政治”的高等院校均被撤销，吴宣陶教授就随着“失业”教师的大军于 1958年转移到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1960年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也许那时的吴宣陶也没有想到，自己与大学讲堂一别就是十四载。
当裁缝·在最北的地方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风潮也让吴宣陶赶上了，她随着500多名上海干部 北上黑龙江呼玛县插队落户。光听这个地名，您可能并没觉得特别，但请您再看一眼中国地图——是的，您没看错，呼玛县就是全中国最北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那里生活的人们能见着太阳的时间是最短的。在吴宣陶教授的记忆中，呼玛县每年的十一和五一都会下雪，“下雪还算好呢，真到了冷的时候就没雪了——半空中就全给冻住了， 远近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冬天的呼玛县经常会出现零下几十度的极端低温。那年因为备战，小麦到11月还没有脱粒，下乡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小麦脱粒。脱粒机一旦发动就 不能停，人就不能歇，生产队把大家分成了白班和夜班两组，每组守脱粒机12个小时。“我是值夜班的，裹个棉大衣顶着零下50度在田里劳动。一干活就出汗，稍息一下，汗就马上冻住了，全身都像裹着冰似的。真是冻得吃不消。”在高强度的劳动压力下，吴宣陶和其他几位女同志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理反应，也就从生产第一线退了下来，而这竟又促成了另一段佳话。
“做裁缝呗！大伙都管我叫吴裁缝了。”原来，整个呼玛县只有在县城有一家缝纫店，而从吴宣陶所在的公社开车到县城就得花上 大半天，若想要做件新衣裳可不知要排上多久。南方去的知 青 个个都是长身体的年纪， 衣服很快就见小了，参加劳动衣服也容易磨损 ， 四处撕开口子。于是，做新衣补旧衣就成了大难题。“我在家也给我的两个女儿做过些衣裳，我就想要不我来试试？这就开始上岗做裁缝了。”生产队给吴宣陶配了台缝纫机，吴宣陶自己也特意托人从上海带来了裁剪缝纫的书，依葫芦画瓢，竟什么衣裳都能做的有模有样，“吴裁缝”的称呼也在方圆十里传开了。
其实，看起来每天都乐呵呵地为大伙服务的“吴裁缝”心里也有苦的时候。“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没有书看也急得慌。有的同志把马克斯的《资本论》翻出来看了又看，我就看起文学史来。”资源的贫瘠让那时的精神生活捉襟见肘，吴宣陶就把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前途的茫然全部转移到了教书工作上去，上门给渴望知识的青年学生们补习 数学。“我就揣着几本书，一走就是几十里路，在昏昏黄黄的煤油灯 下教， 倒也没觉得 什么辛苦 。”再回首，风已淡，云也清，吴宣陶教授自己亦淡淡地念着：“也是我这一生中难得的经历吧。”
登讲堂·在最有希望的学院
在呼玛县顶风带雪的日子，吴宣陶一过就是五年，一直到1974年才被调回上海。然而，即便是回到了熟悉亲切的家乡，生活也还是没有真正地向她这一代人知识分子展开笑靥。
“那时不正在搞文革嘛，我们就是做回了老师也没有学生教！”吴宣陶在返回上海之后打了 报告给上级，表示了 想去 大学当教师的意愿，组织也随其愿把吴宣陶分配至复旦大学教授经济统计方面的课程。虽然重新回归了大学校园，但摆在吴宣陶面前的状况不得不用“尴尬”这个词来形容。“我们老师们每天都在经济系旁的培陵园学习，读党报、学文件，在工宣队的眼皮底下什么事也做不了。”吴宣陶教授现在回想起那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日子都是连连摇头，“要说我那几年干了什么，恐怕也就是当了75级工农兵学员的政治辅导员吧。”
这一段灰色岁月随着四人帮的粉碎终于宣告结束了，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大学也渐渐真正有了些朗朗的书声。随着1978年复旦大学管理系的试办，吴宣陶教授和复旦管院一起走上了不断向上的发展之路。“其实一开始说要创办管理学系的时候，我们哪里有什么经验和资料哟，唯一能参照的就是一块巴掌大、还不知道从哪里剪下来的英文介绍。”吴宣陶教授苦笑地说。不过复旦大学作为中国南方教育的第一块牌子，对于新情势的反应能力还是一流的。学校迅速从经济系、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等相关系科抽调教师，风风火火地把管理系办起来了。吴宣陶老师作为第一届管理系学生的班主任，对襁褓时期的管理学院怀着非同一般的情愫。“那时候因为我们管理学系成立的晚，拔尖的学生都被其他专业提前录取了，我们就只好在考试成绩很好，因年龄较大而未被录取的考生中挑了12个人。”
参天大树不是一天长成的，复旦管院也是如此——这一路上的风风雨雨吴宣陶教授全都看在眼里。“办起一个新院系，还在十多年间就把它办到了那样的水平，我想也只有我们复旦能做到。”吴宣陶教授为复旦、为管院辛勤付出的这18年（1978年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试办至1996年吴宣陶教授退休）中，有两件事是她记得最清楚的。
第一件事发生在1980年的暑假。那一年，刚刚在中国率先办起管理科学系的复旦大学承担了为国家培训管理学方面师资的重任，毫无前人经验可以参考 ，授课教材更是最大的问题。困难之下，吴宣陶教授就和管院其他几名骨干教师抓紧暑假时间开始自己编写讲义，整个暑假都没有休息一天。在连电风扇也没有的情况下，吴宣陶教授趴在桌子上备课时，汗不断顺着胳膊滴下来。“我就搬着个桌子跟着风跑，过道、阳台地转场子，还好后来上课时全国各地来的老师 反应都很好，让我挺高兴的。”9月份开学的时候，原计划80个人的班级一下子涌来了160多个人，班级挤得满满当当，大伙也对吴宣陶教授的质量管理口碑颇高，“有好几个老师后来碰面时说，多亏了我的讲义，他们才能很快上手把新知识带到 所在的大学去。”吴宣陶教授的脸上满是自豪，“而且这一来，我们复旦管院的名声就在全国打响了。”
另外一件让吴宣陶教授忘不了的事儿就是为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开办国家管理干部培训班，在她看来，这是复旦管院能够迅速腾飞的关键。“一来学员都是全国的管理骨干，把在复旦学到的新理念应用到实践中，影响很大；二来经委、科委在经济上也给了我们不少帮助，楼盖起来了，发展就跟着上去了。”看得出来，吴宣陶教授说起管院来，还是满怀眷恋，“一晃到了96年，竟然就得知要退休了。”从教学到教务，从校内的学术研究到校外的组织工作，吴宣陶教授都兢兢业业，留下了一连串让先人赞许，教后人仰慕的荣誉，而现在回想起退休时分，她只是简单地说：“当了一辈子老师，手上还有研究生没带出来，怎么放得下呢？”
退休后的吴宣陶教授依然放不下她朝夕以伴的管理学院，退管小组每月组织的一次的聚会活动她一定参加，管院院庆的典礼上也有她精干的身影。直到1999年卸任上海市统计学会的副会长，吴宣陶教授才真正开始享受平常人退休后的清闲，享受有琴声相伴的日子。“年轻时没学成的钢琴，老了老了还是想拾起来。从97年开始学，到现在也好多年喽。”吴宣陶教授乐呵呵地推了一下眼镜，看了一眼她心爱的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