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在冬去春来的时候，曾经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建立与发展殚精竭虑的郑绍濂教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郑教授于1975年在复旦组织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计算机科学系，1985年担任复旦管理学院院长。学院二十余年来的长足发展浸润了郑教授一点一滴的心血。本文是多年前郑教授对于平生奋斗经历的自述，收录在《复旦改变人生》一书中。谨以此文纪念郑教授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以及他“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

　　我是l950年读大学，1953年毕业的。实际上我在复旦只念了一年书，原来在上海交通大学，l952年院系调整后进入复旦数学系。当时刚刚解放，人才大量缺乏，因为建设需要，国务院决定理工科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我1952年来时复旦的校门还是第一校门，就是不久前才举行过恢复仪式的那个。学校的边界是校长办公室所在的综合楼旁边的一条小河，以外都不是复旦的。学生宿舍都在马路对面，德庄、松庄等，我当年住的是现在复旦附中的宿舍，4个人一间宿舍，两张上下铺，当时大家都住校。学生不多，我们班只有30多个学生。

　　当年，我们到复旦以后，大学生吃饭都不要钱，全部由国家补贴。但我在交大时都是要自己交钱的。我父亲是个小职员，根本供养不起我，所以我一直勤工俭学，做家庭教师，夜校教师。做夜校教师一个礼拜两个晚上上课；而做家庭教师，我的学生并不比我小，都是没有考取大学的。

　　复旦数学系当时在国内很有名，和北大数学系并驾齐驱。复旦有非常著名的教授，比如苏步青、陈建功。年轻教授里面也有很出名的，比如卢庆俊教授。当时有一本书，是Titchmarsh著的《函数论》，每一章后面都有习题，每一个习题的解决都是一篇论文，不是我们能够轻易做出来的。老师是挑其中一些论文把它提出来，让我们课堂上上台做报告，那些论文都写得很简要，当中的证明都跳过去的，我们统统把它补起来，不能够有一点漏洞，而且要讲怎么想到用这条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都是很难回答的。搞数学最重要的是证明，于是就逼着我们当时只有三年级就去做研究，那种教学对我们来说，启发很大。记得谢希德教授从美国回来开的第一门课就是我进数学系上的《分析力学》。这门课当时是讲力学，用数学方法来解释力学。当时的教授都是些相当著名的教授，讲的东西起点都比较高，所以在这里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是应该说是静心读书的一年，收获颇丰的一年。因为之前在交大，更多的时间是在停课搞运动，抗美援朝啊什么的都是在那个时候，真正念书是进复旦后。

　　我在复旦做学生时还是比较活跃的，是校团委委员。当时，我组织过好几个大型活动。l953年，苏联总理伏罗希洛夫来访，我曾组织过迎接联欢。做学生时感到很有劲，但是很忙，睡觉也不多。解放后，大家都有一种热烈的期望，希望把国家建设好。我1953年毕业时的志愿是去东北，当时正好成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来学校希望我留在这里，我就留下来了。我在留校做助教以后还兼任团委委员，一直到l956年。

　　数学系有一门课程叫《概率论》，但这门课当时没有人教。1954年暑假，全国大学数学系部分青年教师到北京进行培训，讲数学的新发展，搞了很多讨论班。那时很艰苦，我们都把被子带去，住在教室里，请了很多国内的专家来上课。有一个报告给我印象很深，就是华罗庚教授作了一个访苏的报告，讲到在苏联主要大学的数学系都有一门重要的课程叫《概率论》，在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大学有这样一门课，他希望青年教师能勇于出来做这件事。而我的老师卢庆俊正好懂得概率论，我就表示我来搞这个。所以l954年讨论班结束以后，我回到复旦开始自修《概率论》，并写信请教当时已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的卢庆俊教授应该念什么书和文章，他就回信告诉我该看什么书。我记得当时他让我看美国人Feller写的《概率论》。到了1955年，正好有个机会，复旦可以派人去其他单位进修，我申请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那里有个概率论组，学校批准了。那时国内几个搞概率论的从外国回来的专家都集中在那里，从1955年到l957年我在北京集中精力搞概率论，受教于北大的许宝騄先生，当时他是概率统计方面唯一的院士、国际著名的统计专家，我们每个礼拜在他家里举办一次讨论班。当时还请了外国专家来讲学，有苏联的、波兰的、匈牙利的等等，收获很大，此外我也写了一些论文。

　　1957年，我回到复旦。l958年，我就开了数学系第一门《概率论》，组织了一批年纪轻的人，成立了教研组，使得数学系概率论教研组成为全国大学中4个重要的基地之一，其他分别为北大、南开和中山大学。当时华东地区很多教师要搞概率论都到复旦来进修，比如当时华东师大数学系系主任、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和武汉大学数学系概率论组长，我们搞得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个人从l960年开始做数学系的常务副主任，那时年纪很轻，30岁不到。到了l963年调到学校里做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教务科研部，那时教学和研究一个部，我分管整个复旦的科研，是兼职的。l960年国家特别批准我招收硕士生，那时我还是讲师，本来只有教授才可以招硕士生的。

　　但这一切到“文革”都停下来了。1973年开始有一个政策，就是原来的干部要启用，要解放原来的干部。我注意看一些国外的动态，感到计算机实在很重要，但国内没有一个学校有计算机系的，当时都散在那里，数学系有些人搞软件，物理系有些人搞硬件，这样搞不起来的。1975年在我的组织推动下，复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计算机科学系，当时组织了物理系和数学系的一些有潜力的青年教师，以他们为主成立了这个系。现在排名不是很理想，我一直非常遗憾。搞概率论也好，推动成立计算机系也好，对我个人来讲是受复旦教育的影响，一种开拓创新的表现，去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敢为天下先吧!

　　“文革”中大家都劳动，业务基本没有碰，我的概率论也都丢掉了，论文什么都没有看。当时正好全国要开一个科学大会，促进发展，因为“文革”以后大家都感到l0年就这么浪费掉了，而日、韩各国在这10年里都发展迅速，大家迫切希望能把时间补回来，都以这样的状态投入工作。当时准备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所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大会”，这个会议对以后的科学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在会议的筹备期间，有人提出来，一个国家的发展，建设的发展，科技是一个轮子，管理是一个轮子，就像一部车，一定要有两个轮子，光是只有科技一个轮子，没有管理，车是跑不快的。现在哪个学校可以来搞管理?那时校领导找我，因为我从l963年开始搞科技管理，看了一些国外管理方面的书刊文章，所以相对来讲要懂得多一点，其他人都不知道管理是什么东西。而且我当时要恢复研究概率论也很困难，毕竟脱掉十年了，从头补起来比较辛苦，所以就索性来做这个。

　　1977年我表示愿意搞，要马上动手。我先预订了一个复旦大学科学管理系筹备方案报给学校批准，方案中提出77届开始招生。当时我和学校讲，许多专业课程放在两年以后上，招进来的学生前两年“全托”计算机系，后两年我来上专业课。有这两年时间我把专业课准备好，现在马上要上也没有人可以上，我要去找一些教师，自己也要做一些准备。当时招了12个人，现在留在这里的桑赓陶、陈颖杰都是第一届毕业的。当时决定建系时，招生工作已经开始了，考生基本都是从农村里锻炼过来的，只要能上大学不管什么专业都可以。我后来看一些其他系没有录取的人，从中挑选了12个，他们成绩都很优秀，只是有的年龄偏大，有的家庭出身上有点问题，其他都不错。12个人中有10个我在招生以前进行过家访。他们当然很开心，因为可以上大学，相当于复旦补招了12个人，否则就没有机会了。招进来就讲好，是在计算机系上课。

　　当然我还需要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下课以后还有时间，我还要给他们讲一些东西。但是学校没有地方，结果找现在的学生食堂附近，也就是当时校办工厂的仓库，窗户也没有的一个房间，要了一块黑板。那12个学生下了课就到这个仓库来，我问他们课上学了什么，有的时候计算机系教的内容讲得不大准确，我再给他们重新上，有的时候给他们补充讲一些管理方面的情况和未来展望，所以可以说管理学院最早的办公室是在校办工厂的仓库里。

　　当时找老师也很困难，找不到几个，我找了计算机系的陈伟和哲学系对科学发展史有研究的人，他们现在都在美国，经济系也去找了人，一共只有四五个人，很困难。后来了解到经济和企业方面的管理是管理的主流，科技管理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我建议是否可以把经济系的部门经济教研组(包括产业经济、农业经济和会计等在内)划到我这里来。学校最后同意了，我们这个系就有了两个专业：科技管理和工业经济。工业经济招生稍微晚一点，是1978年开始招的。划过来以后不久在1979年就正式成立管理科学系。   

　　我以前只管过科技，经济、企业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大清楚，因为我们一直在学校。我提出要去学习，所以在1980年我有两次重要的活动，一次是6月份开始到El本的松下电器学习了40天。松下电器董事长松下幸之助是著名的“管理之神”，我在那里了解该公司的部门，包括仓库在内，弄懂了现代企业到底是什么样的企业。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完全两样，我们当时是计划经济。回来以后不久，又与同事马允中经教育部批准去访问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几个主要管理学院都去了，我们对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管理学院的教学情况、课程和培养目标怎么样有了了解。管理教育是美国最早开创的，因此最发达。

　　有了对现代企业和管理教育的了解，我有这样的想法：要办管理，光办系不行，一定要办管理学院。因为管理是综合性的，由多方面的知识组织起来，光靠工业经济、科技管理办不成全面管理教育。所以当时就在慢慢积蓄力量朝管理学院的方向发展，至少财务会计、企业管理等很多方面要有，同时也开始在布置力量，哪几个人搞会计，哪几个人搞财务。

　　20世纪80年代，我还联合了l2个学校的管理科学和管理工程系的系主任，联名写信给教育部部长，希望中国可以开展MBA，但是没有得到教育部理睬。我们搞专业的很早就看到这个问题了：管理教育的发展，包括MBA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如果中国不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管理学院就无法正常开办。8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办厂长培训班，作现代管理科学的讲座，那些厂长听了以后讲：“郑老师，您讲得都有道理，怎么搞市场预测、生产计划等等，但是我们用不着这些，我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出来给谁及要用什么原材料都报给上面批下来，不需要考虑，生产出来都是宏观调控的，所以您讲的对我都没有用。”我感觉如果不搞市场经济，根本用不着培养经营管理人才。那时我们的工厂都是生产型的，要改为生产经营型，没有经营就没有管理。我国一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调子定下来以后，才使得管理教育走上发展的康庄大道。这样会造成对大量管理人才的客观需求，才有管理教育的大量发展。许多都是应需求而发展的。

　　我们管理学院本来应该在1984年成立，但拖到了l985年。当时教育部计划经济思想非常重，认为综合大学成立经济学院，工科大学成立经管学院。它讲综合大学是管宏观的，工科大学偏向技术，普通财会人员都由财经大学去培养，它想分工，和我的想法完全两样。当时是谢希德任校长，我希望复旦这样的综合大学一定要把管理学院成立起来。美国著名大学基本上都有非常好的商学院，像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只有少数一两个好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商学院。绝大部分好的大学都有好的商学院。谢校长是MlT的博士，对美国情况比较了解，她也很赞同我的观点，一定要成立。所以后来和教育部讲，要么就不批准我们，要批就批两个学院，不能光批经济学院。从1984年顶到1985年，它总算是批下来了。其他综合大学都听教育部的意见，就只成立了经济学院。我们是第一个成立管理学院的综合大学。后来像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都找教育部，直到教育部办学观念改变，才都有了管理学院。复旦的经院和管院是同一天联合成立的，当时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受聘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教授。

　　管理学院当时只有两个系，运筹统计系后来才并过来，它本来在数学系，后来单独成立统计系。国外的统计有两种，一种放在数学系，一种放在管理学院，比如芝加哥大学，统计非常有名，就在管理学院。MIT的运筹也在管理学院。到了l993年我们有了6个系：管理科学、会计、统计、企业管理、工业经济和财务系，基本上搭成了现代管理学院系科的框架，再由6个系变成管理学院。会计系的成立还与一座大楼有关；李达三先生是会计系毕业的，他承诺如果恢复会计系，就捐一座大楼。本来我也要恢复的，这样就加快了步伐。那时人很难找，后来听说张文贤教授是苏州大学经管学院的副院长，是搞会计的，也是上海人。我专门到了苏大，希望能放张文贤，并答应会尽量提供他们所需的帮助。1993年，我在厦门开的院长会上介绍了复旦管理学院的院系结构，这在国内当时是领先的，其他学校还做不到这一步。

　　1993年，美国著名的《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通过外交部和学校外办来采访我，要我谈谈中国的管理教育。最后，他提了一个问题，问我对中国管理教育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只能讲一个人。我说邓小平。他吃了一惊，我告诉他，正因为邓小平主张市场经济，需要大批金融管理人才，为发展管理教育创造了前提。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现在的管理。他后来也同意了我的解释。

　　我们和国外合作最早是加拿大的MacMaster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加拿大政府有一笔资金来资助中国发展管理教育。这个MacMaster大学在加拿大很有名，去年(2004年)在加拿大各大学中科研方面排名第一。由于我对中国管理教育和两校的发展作了一些工作，它授予我名誉博士。它在授予我名誉博士的时候，我主要讲了对发展中国管理教育和中加两国管理教育合作做的一些工作。对华人它一共授予了两个博士，第一个是谢希德，另一个就是我。和我同时一起得到名誉学位的还有加拿大刚刚卸任的总理克雷蒂安。

　　我感到开拓创新很重要，复旦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在过去50年中有非常大的发展。国内很多东西都是复旦最早搞出来的，比如说第一个半导体，第一个气体激光器，第一个质子静电加速器，复旦一直是敢于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这个精神是复旦最重要的精神。我的很多做法，也无非是在学习了复旦这种精神之后的实践，我感到世界变化很快，以后变化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在变化的社会里面，你不光是适应，你要前进，要走新的路，就不能光是据守原来的东西。当然这个新的东西不是指抛弃原来的东西，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像我们成立管理学院，搞概率论自然不必讲，是依托数学的基础；搞管理，当时提出依托三个系：经济系、数学系和计算机系，以这三个为基础搞管理。当时，我在报告上明确提出来，信息管理和计算机关系很密切，企业管理跟经济很密切，运筹和统计与数学关系很密切。正因为复旦有这种基础，可以利用它，把它组织好，没有条件不行，但有了条件也得看到它，要把它变成条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得比较晚，1994年才成立，相对复旦就显得保守了一点。

　　我感到复旦发展很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能够不失时机地开拓创新，比如复旦l956年时发展了很多新学科、新专业，“文革以后又有一个发展，正是这个精神起着主导作用。整个社会在发展，国家在发展，无论你到哪个工作岗位，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你是做一个保守的人，还是做一个勇于开拓创新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复旦正是依靠这种精神，50年来才有着不断地发展。

　　我这人有时候感觉自己不够浪漫。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讲浪漫，特别是文科的，理科的也许还好点，当然生活不能太枯燥。但是我感觉一个人总归应该在事业上要有所追求。我想我在这50年，也办过几件事情，一个是复旦没有概率论，我把它搞起来了；一个是复旦没有计算机系，我把它搞起来了；还有管理学院，也是花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差不多“文革”以后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管理学院上了。现在复旦管理学院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当然真正要办成国际水准的还要继续努力，而不是一天两天。

　 (采访整理：唐嘉俊、魏忱、蒋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