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侠)

陈济民：男，1949年进入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学习，1952年毕业后统一分配至沈阳东北工业部工作。1956年调入北京中央冶金工业部。1978年以后参与筹建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事务。1983年5月借调中央冶金部任《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一书的编委、厂矿志责任编辑、钢史采编简报主编、《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总校审。1985年起，任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

引文：生活于其中三年有余的复旦是我挥洒青春汗水的见证者，是我释放青春能量的亲历者。60多年的岁月虽已模糊了许多印象，但属于我青春成长的印迹仍依稀清楚得如同刚刚发生过一样，历久弥新。

    1948年，我来到上海，考入暨南大学学习法律。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实行院校院系大合并，我从暨南大学进入了复旦大学，就读于工商管理系二年级，由此开始了我的复旦大学求学生涯。

青春岁月  溶于复旦

　　生活于复旦三年多的时光是我挥洒青春汗水的见证者，是我释放青春能量的亲历者。60多年的岁月虽已模糊了许多印象，但属于我青春成长的印迹依稀清楚地如同刚刚发生过一样，历久弥新。因为这一切都是那么地深刻，那么地令人难忘。

　　复旦的生活，除了学习，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所一直从事的宣传工作。我曾经在系里面担任文娱股长、学习股长、副主席；也曾在学生会里面主管宣传部，负责一些大字报、黑板报和广播的宣传工作等。虽然宣传部的工作很累，每天涂大字报、写黑板报，一整晚上都待在学校里面是常有的事情。但那时大家的革命热情都很高涨，宣传总是进行地轰轰烈烈的。

　　1951年3月23日，系团分支委会决定让我代表工商管理系竞选复旦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之后，分支委会以系干事会的名义，写出数百字的竞选推荐书说∶“陈济民是复旦广播电台的总负责人（我曾积极参与并筹划建立广播站，该广播站于1951年3月6日正式开播，至此复旦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广播站）、工管系会副主席兼文娱股长，又是复旦歌咏团的副团长……工作积极、耐心和负责……学习成绩优良，总平均分数始终保持在80分以上……在学习与工作中都起到模范与推动作用……相信在当选之后，必能做一名全复旦人理想的忠诚勤务员。” 不仅系里的同学都动员起来参与竞选，商（学院）联助选团也拉出红布横幅，为商院数位候选人（包括我）到处拉票宣传。

　　广播组的播音员李英霞、李圆和林冠伦还利用中饭时间，站在食堂饭桌上，以对话的文艺形式，把我推荐给大家，请大家投我一票。复旦歌咏团的团长潘怀谷，也忙着为我助选，并印制和散发许多有我名字的书签。四个助选单位为我助选，条件极其优越，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复旦人真正民主的竞选和投票活动。投票选举结果是任景慧1222票（最多票，任学生会主席），哈宽贵1093票，姚平942票，车忠泰897票，陈济民846票。最终在中选的25名执委中，我排名第五，主管宣传部工作。宣传部下设8个小组，工作人员100多名。这是系里继上届由李岚清同学占有学生会副主席一席之后，又一位工商管理系同学进入学生会担任重要职务。现在想来工商管理系在当时的复旦是极有影响力的。

　　解放初期，政治运动尤其多，复旦的校园中也不例外。作为学生，大家并不是一天到晚埋头苦读，而是专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专注于思想改造。当时评价一个学生表现的好与坏，常常会看其政治态度，参加了多少运动，这种风气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1951年6月11日，上海市召开学生第四届代表大会，作为复旦学生代表之一，我也参加了这次学代会。会上，学联号召同学们要做好两种准备，即帝国主义现在在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与美帝国主义作尖锐斗争，保卫祖国；但同时我们也要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由此，学生的学习风气日渐浓厚起来。抗美援朝之后，同学们更是立志：既要成为一个保卫祖国的战士，也要是成为一颗建设祖国的螺丝钉。

　　复旦不仅给了我工作上的激情，也给了我生活上的关怀。那时候能读书的人很少。学生在学校里的生活并不宽裕，每到留校过年，大家都想着“年”该怎么过。其实老师也大部分没什么钱，但我记得当时的系主任例如沈筱宋等，每次过年都会慰问大家，并且自己掏钱请大家吃顿年夜饭，让大家在寒冷冬夜感到了家的温暖。这种热的温度一直停留在学生的心中，从不曾稀释过。

建设祖国   挥别复旦

　　1952年，毕业在即，但大家的激情并没有被即将到来的离别冲淡。离开学校的路该何去何从？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曾有过困惑和迷惘。但是大家都抱着报效祖国的愿望，积极参与到祖国的建设中，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参加建设。

　　彼时全国百废待兴，国家建设大规模展开。但是许多工厂建起来以后却缺乏人员，管理人才尤为缺乏。当时国家决定大学三年级与四年级的学生同时毕业，让三年级学生提前一年走入社会，以解决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所以在毕业分配填报志愿的时候，大家都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的东北是全国建设的最前线，因此东北成了大多数人毕业之后奋斗的第一站。

　　1952年毕业时分，载着上海七所大学1000多位毕业生（包括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52届毕业生）的专列火车从上海直奔沈阳。一个个车厢里，满是稚嫩的面庞，但每张脸上流露出的都是建设祖国的渴望。那种心情只有亲历其中的人才能体会，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我们这一群人的集体回忆。是一种言语无法表达的一种情怀，在外人看来这或许真的是难以理解的。

　　那时我被分配至沈阳市东北工业部研究室工作，但过不了两个月，1952年冬，沈阳东北工业部撤消，全体人员成建制地调入北京，组建成立中央重工业部，我也来到了北京。随着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1956年中央重工业部的编制扩为三个部，我调入中央冶金工业部，我成了《冶金报》的编辑、记者，先后在武钢记者站担任过记者，还采访并报道过大冶钢厂、大冶铁矿以及其他一些矿业的情况。也许这也可以算是我在复旦所做的宣传工作的一种延续吧。

　　1978年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干部学习经济、管理知识。由于我在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学习的专业背景，企业领导决定由我来负责教学管理事务，并筹办学校，即现在的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在学校的筹建过程中，先从短训班开始，车间里的工作人员轮流脱产学习，每一批学员学习一个月，学完之后再回去工作；之后慢慢变成两年制，并系统地学习管理知识；一直到现在变成大专制的管理学院。一路走来，我想我为武钢培养管理人才作出了一些贡献，想想这些，很是欣慰，也许这也算是我在复旦学习了三年工商管理专业的最好的学业成果检验吧。

　　我一直视80年代为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因为那是我的管理专业发挥作用的时期，是我实现专业理想的奋斗时期，也是我时刻追求新知识的时期。作为学校的骨干，我先后教了《企业管理学》、《统计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经济法》、《市场预测学》、《企业劳动管理》、《党的方针政策》等11门专业课程。一些在复旦曾经学习过的专业知识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忘记大半，更何况时代不断变化，管理学的知识也在不断更新，这时的我唯有自己再从头学起。我就这样边学边教，一直当了十年的老师。这样的经历让我重新找回在复旦学习生活的记忆。专业的发挥让我想起了过去在学校学习专业的种种，这是一种微妙的感觉，经过时间的洗礼，已变得不一样。心境的不同，当然意味着学习感受的不同，但至少又让我回忆起了学校里的那时的人、那时的事。

　　记得武钢曾有一位记者专门采访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叫做《迟到的春天》。他说别人的春天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到来，而陈济民的春天则是在五十多岁即将退休的时候才到来。也许春天来的并不晚，因为专业特长的发挥与年龄大小、时间早晚无关，放在人的一生的长河中，它毕竟来了，并实现了它的自我价值，这，足够了。

晚年追求  源于复旦

　　三年的复旦生活相比人生的历程而言是短暂的，但这教会了我一种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这种态度伴随着我的整个人生。在我退休后获得“十佳知识型退休人员”的称号时，曾有记者写文章评价我是“一个不断追求新知识的耄耋老人”，我很欣慰这样的评价。“追求，在我心中燃烧”，我曾经在一篇讲演稿中这样写道：我从青年、壮年到老年的毕生追求，一直在心中燃烧，促使我焕发了青春活力。而因为复旦，我有了一种更加强烈的自信心，有了一种更为向上的拼搏精神，她让我更加懂得追求新知识的重要性，而我也以赤子的情怀一心扑在职工教育事业上。80年代我所在的学校将最好的荣誉都给了我：“全国职工教育先进教师”，“全国冶金先进教育工作者”，“武汉市优秀教师”，“武钢公司劳动模范”等等，这些荣誉的获得是我自己不断拼搏的成果，也是我不断追求新知识、老有所学的见证。

　　作为曾经的复旦合唱团的副团长和副指挥，退休之后我选择加入武汉青侨合唱团，既是丰富一下晚年的生活，或许也可当做是我年轻时在复旦合唱团唱歌的一种延续，一种回味。在合唱团唱歌的日子生动、活泼、充实，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我将它当做通向社会的一个窗口，是保持我与社会联系的一个纽带。我曾经随团参加过两次央视老年合唱大赛，比赛中大家都体会到了无穷的快乐。我还担任合唱团团刊《青侨通讯》的主编，负责团刊的编辑出版，这又让我回想起了当时在复旦做宣传工作的记忆。在合唱团里唱歌可以找到欢乐，主编团刊可以实现价值，一方面老有所乐，一方面老有所为吧。而这一切都源于复旦，才让后来我所做的点点滴滴都有了回忆的原点。

同窗相会  感恩复旦

    作为复旦的学生，李岚清同学无疑是复旦的骄傲；而作为同窗，他也无疑是我们中的佼佼者。三年的同学生活，也许许多片断都已随时间消逝，但同窗之间那独特的情怀、那无言的感受是注定永不会消退的。相处时的短暂让人觉得情感的美好，而长久分别后的再次相会更让人觉得同窗之情的弥足珍贵。

    1992年，正值下海的高潮阶段，学习企业管理的我也想要体验一下外国企业的不同生活，所以退休后我到海南的一家美资企业里工作。而这也成就了我与李岚清同学分别40年之后的首次相会。当时公司上下都在准备着迎接一位中央领导的视察，但是各项工作都十分保密，直到当天才知道是李岚清。在公司领导陪同参观完之后，我上前去打了招呼。李岚清抬头看了我一眼，想都没想就笑着说，“陈济民，你还是老样子……”也许这就是同窗之情，不会因时间空间的阻隔而淡化，一个问候的笑容就已包容了千言万语。

　　2004年，怀着对老同学的想念之情，我和几位同学相约到北京中南海，与李岚清同学欢聚一堂，畅聊同窗之情，回忆年轻时的属于我们的那些人、那些事。

　　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感到也许以后可能再也没有同老同学见面的机会了。但2011年11月份，李岚清的《李岚清篆刻书法素描艺术展》在武汉的湖北美术馆举办，当时人在武汉的我和另一位同学吴立乾应李岚清邀请前去参加开幕式。一次短暂的相见带来的是一种永恒的慰藉，那种感情没有深入其中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所以即使相处的时间很短，每个人也都很珍惜。因为又有什么能比晚年畅聊回忆年轻时的趣事更让人觉得惬意呢？

　　 一次又一次的相会，在人的一生中是非常难得的。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亮丽人生》，书中主要回忆了我与老伴相濡以沫的近半个世纪的情缘，从相识到相知，再到步入金婚的阶段，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与挫折，但还好一生是圆满的，善始善终。我很想要将自己的一生做个总结，虽然在这一生中经历过无数坎坷，也经历过很多磨难，但这一生还是有许多亮点值得回味。与老伴的相遇相知、患难与共是我人生的一大亮点，而与李岚清同学的几次相会，也是我人生当中难以忘怀的片段。因为他是我们同届毕业同学的佼佼者，是同学们共同的骄傲，大家一起分享了他的成功与喜悦，而他也是我的楷模，他的不断追求新知识精神也一直激励我不断拼搏奋进。毕业60周年后的这次再相遇，也许是在我终结的人生或是即将终结的人生中一个最大的亮点。

　　作为复旦大学52届工商管理系大家庭中的一份子，2012年11、12月里有缘相聚在母校复旦，就值得珍惜。何况在白发苍苍的晚年，我们在毕业60周年之际还有机会再次相会，忆过往温情岁月，这更是一种莫大的缘分，也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60年，半个多世纪的轮回，许多东西都已物是人非。当许多人顶着满头白发，或拄拐杖或在家人的搀扶下走到这个我们曾经熟悉的大家庭来时，每个人的心中都洋溢着一种由衷的感慨之情。身居此刻的环境，我们回忆畅想着往日的自己。那时的他还是一个身形矫健的运动高手，那时的他还是一个侃侃而谈的理论家，那时的她有着高挑的身材、优美的舞姿，那时的她有着闪烁的明眸、纤细的双手。而今，岁月改变了人的容貌，生活再造了人的身形，一切都不复当年。但同学们之间深刻的友谊之情并未因为时空的阻隔而生分，反倒历久弥新。大家天南海北各在一方，现今相聚于此，只为同窗真情。旧人新事，在时光流转之后更觉友情的亲切与可贵。我的好朋友卓仁伟的老伴刚刚去世不久，但这次校友聚会她也坚持来了。她说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相见机会。

　　真的，也许对于我们班大多数的人而言，这的确可能是最后一次相会，因为时间，因为年龄，所以不敢奢望。李岚清同学的到来更是让大家难掩心中的激动之情，还是那样亲切的笑容，还是那样洪亮的笑声，久违之后的交谈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时空之中，有一种时空倒流之感。大家围桌而坐，畅聊当年趣事，回顾过往岁月。时间的流逝让存在心中的友情更显得弥足珍贵。正如大家说的，现在再次相见，恍如隔了一个朝代之久。但仍感恩于复旦，因为有母校，这一切美好才得以存在。

　　特此留下我的个人邮箱，希望和校友们有更多交流：陈济民 cjm116655@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