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寅）
赵金海：男，上海人。1949年进入复旦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学习，1952年毕业后分配至鞍钢工作。1959年被调入《鞍钢日报》，后在《鞍钢日报》工作二十年，任副总编。1980年重回鞍钢某工厂任副厂长，后调任鞍钢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参与发起、筹备复旦上海校友会。
引文：当时复旦工商管理系的目标是“培养厂长”，重点发展方向是上海的机械、纺织这两大支柱产业。依照那时的观念，将来当个厂长就了不得了。我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较大，从小就有了这样的“厂长梦”，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复旦的工商管理系。
从小种下的“厂长梦”
我出生在上海的杨树浦，六岁上学，但没多久就遇上1937年“八一三”事变，举家迁往闸北区的天目路。当时，那里有一所小有名气的民办学校叫中华中小学，我在这个学校从头学起，一直念到初中一年级。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转学到市北中学并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从小学到高中，基本都处于战乱时期。日本侵占上海后，我们有一个学期还被强迫学日语，有些爱国的老师就和我们说：和尚念经一样跟着念就好了，其他什么也不管。日语学了不到一个学期，又转而继续学英语。虽然外界环境始终动荡，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战乱年代里都还可以持续学习着实不易。
1949年高中毕业时，上海解放了，各地大学都到上海来招生，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分头报考。我在家里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父母不希望我去到外地读书，所以当时我就报考了复旦大学。我还能清楚地记得7月份发榜时，在《新闻日报》有一大页是复旦大学录取名单，当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激动得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
在当年，社会上对商学并不重视，而工科比较受追捧。但我父亲是开皮鞋作坊的，我姨舅又是银行高层管理人员，他们都希望我经商。当时复旦工商管理系的目标是“培养厂长”，重点发展方向是上海的机械、纺织这两大支柱产业。依照那时的观念，将来当个厂长就了不得了。我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较大，从小就有了这样的“厂长梦”，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复旦的工商管理系。
那些年，我们求学的复旦
刚入学的时候，感觉很新鲜。那时的校园很小，主要是如今相辉堂、子彬院、校史馆等建筑。那时的校门，有著名政治家、书法家于右任题写的校名，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老校门的照片。我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陈毅市长公开发表讲话，学校还组织大家去人民广场参加了庆祝活动。
过去读书和现在真的是有挺大的差别的。我们当时住的学生宿舍叫“淞庄”，是一幢漂亮的二层别墅，后来改作教师宿舍。2002年返校时，学院还组织我们去参观过，看到后真是有种不胜唏嘘的感觉。当年学校旁边有个叶澄衷的私人花园，是对外开放的，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一起去游园。我们偶尔也会锻炼锻炼身体，参加短跑，踢足球，但是球技不精。
读书那会我们每天上、下午各两节课，所以上课没有像现在的孩子那样压力大。没课的时候我就喜欢去泡图书馆、阅览室。当时图书馆里的外国文献主要是苏联的，也有一些英文的书报。
当时我们专业有不少很有名望的老师，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教企业管理的马家骅老师。马老师在我们学生中间非常受尊崇，他主要教授《定额管理》、《生产管理》、《成品管理》等课程。这些领域他很擅长，讲得也很透彻。他还带我们参观工厂，帮助我们熟悉工厂的一整套程序。
工作之后，每一次回上海，我都会去看马家骅老师。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说，“你教给我们的东西现在都没有用了”。他说：“还是有用的。企业管理的六条基本原则没有变，骨头架子都在，新的企业管理知识都是在这六条上发展开的。学过企业管理的人很快都能学会。”其实，马老师说得很对，我在工作中依照他的启示，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价值工程、全面预算管理、管理会计、经营目标责任制等许多现代化管理的知识又重新梳理了一遍，果然不觉得吃力。在我当管理副厂长的时候，我们厂因为“全面质量管理”被评为冶金部的质量管理单位，也因为“安全文明管理”被评为冶金部的安全文明单位。可以说在实践中，让我对老师的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除了马老师之外，还有一批很有影响的老师，比如教《政治经济学》的周谷城老师。周国城老师有的课程是用英文教材；也有些课程是没有教材的。老师在堂上讲，我们在堂下记，我的笔记本足足写了一大摞，几次搬家过程中几乎全部散落遗失，很是可惜。因为我对语文比较感兴趣，所以选了不少文学方面的课。教文学的老师，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著名诗人汪静之，还有从三十年代起就蜚声文坛的散文学家章靳以。汪静之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已经年过六旬，他主要在《古文观止》里选些文章进行导读，也教《小二黑结婚》这类解放区的文学作品。
当时上过的课还有初级会计、高级会计、成本会计，甚至有专门教速算的。总体来讲，课程讲究实用，大部分属于微观层面，且是在计划经济的范畴之内，难免会有狭隘之处。
不过在当年能一起读书，大家都格外珍惜。 我们有一位同学毕业后去了崇明农场工作，我和他关系很好。1990年，我退休之后，还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3个多小时去农场看他。现在我们依然经常通电话，他如今88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其实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到东北去大干一场！
1952年3月份，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需要大量的大学生人才。我们这一届本应1953年毕业；为响应国家的号召，而提前一年毕业。当时课程已基本修完，按照学校的说法，提前毕业就算是参与社会实践了。我们工商管理系1950-1953四届学生共有140多人一起毕业。毕业的时候每个人发了一本纪念册，上面有校长和部分老师的题词，还有每个毕业生的照片。这个纪念册，我一直保存至今。
大部分同学毕业后都是去了东北的重工业。李岚清和一些同学分到了长春一汽，还有分配到齐齐哈尔等地的。我则和19位同学一起分配到了鞍钢，其中企业管理系的就有16个人。我从小在上海长大，说句心里话其实是不愿意去东北的。但那时候是不能自主择业，必须服从分配。
刚毕业时候，我每个月可以拿到40多块钱，在当时已经算高工资了。然而，1955年我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带着弟弟妹妹们过活，生活一下子变得举步维艰。所以我当时省吃俭用，每个月拿出一半的钱寄回去补贴家用。虽然我十分想家，也很想回去帮助母亲照顾弟弟妹妹们，但是从东北回一趟家至少要几十块钱，所以我也无法经常回去探望。一直到年长的弟弟妹妹们毕业工作了，我的负担才开始小一些，我和他们一同资助年幼的弟弟们读完了大学。所以每次回上海，小弟弟们对我非常尊重，儒家所谓的“悌”在我们家得到很好的体现。
从1952到1957年，大学生还是很受重视的。所以同学们积极性都很高，总觉得要把学的东西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成就一番事业。在复旦从初级管理到银行管理的系统学习，使得我在工作中得心应手，不管是总账还是资产负债表，我都看得明白。
毕业后企业管理系的同学多是分到劳动工资处，负责定额管理工作。那时候刚恢复大规模经济建设，鞍钢推行苏联的“一长制”，而日本人遗留的管理基础相当薄弱，需要普遍建立定额管理，我们这些同学得以大展身手，可以说也是为祖国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9年，鞍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此后企业管理渐渐淡出鞍钢的工作重心。我也被调到《鞍钢日报》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最后做到《鞍钢日报》副总编。但是在我心中，还是倾向于从事管理方面的工作。1980年我把握住一次机会，重操旧业，走上鞍钢副厂长的工作岗位。当时仍属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管理，留给我们发展的空间还比较有限。1983年之后，现代化管理逐步发展起来；到1986年，鞍钢基本建立起一整套管理体系，可以说复旦人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不懈努力已经形成一支核心的推动发展的力量。而我也始终怀揣着儿时的厂长梦，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努力将所学所思都践行到企业管理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