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娟）
宋永祥：男，上海人，1952年于复旦大学财经学院企业管理系（其前身商学院工商管理系）毕业，同年分配到鞍钢基建公司任计划员，1954年抽调到鞍山市委干部学校任教，1961年调回上海东昌中学任教，1980年转至黄浦区业余大学任教，直至1988年退休。
引文：由于我的家长很喜欢戏曲，在我几岁的时候便请了一个师傅教我唱京剧、评弹，自此我也热爱上了京剧。逢有名角来上海演出，家长会带上我去听戏。逢上喜欢的角儿，唱的热烈了，我也学着大人大声喝彩，请他“再来一段”。我很多的文学故事和历史知识无疑都是从听戏中得来的，而这也与我后来当了很多年与大学专业不相关的语文课老师密切相关吧！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在我五岁时便去世了。母亲含辛茹苦将我带大。只因父亲临死前嘱咐过母亲，不论多艰难，一定要供养我读完大学。母亲便省吃俭用，用父亲生前的一点儿积蓄供我读完小学、中学，一直到1949年我考上了大夏大学。
从大夏大学到复旦大学
在建国初期，国家创建新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大背景下，华东教育部于1951年决定将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我便在这一年随我们专业的很多同学一起转学进了复旦大学，就读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但在我们毕业时学院和专业因为大中院校院系调整，变更作了“财经学院企业管理系”。
我为了求证这一过程的来龙去脉，还请人帮忙查阅复旦大学档案馆的资料。在编号“教务处51-20”文件中，看到复旦大学于1951年8月16日申请将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改为企业管理系，而这一申请获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核准实行。因此在我毕业前不到一年，我所在的专业已由“工商管理”改为了“企业管理”。而在此之前学院名称也由“商学院”改成了“财经学院”。文件中，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中央教育部核示，于1951年6月22日批复了复旦将“商学院”更名为“财经学院”的请求，当时的函件说明了时任商学院院长的李炳焕报请学院更名的考虑：“社会经济在革命过程中有了显著的变更，因此改造教育工作是艰巨的。解放以来我校商学院课程经过好几次改革，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基本上有了改进。为着贯彻财经政策起见，需要进一步和财经委员会密切联系，商学院名称已与现前情况不甚符合。”而这也证实了我的记忆。
我进复旦那会儿，抗美援朝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还记得当时同班的傅杰青同学就自告奋勇参加抗美援朝。他成绩很好，1949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复旦的。他的申请被学校批准了，没有毕业就赶赴战场。当时的同班同学李岚清也很积极地报名参军，欲赴朝鲜战场报效祖国，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批准。李岚清在学生时代都很积极上进，当时担任我们系的团支部书记，因为表现优秀，在读大学期间就被批准入党了。当时介绍他入党的王之馨同学则担任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她也是跟我们一起从大夏转学到复旦的，解放前就是一位地下党员，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而我那时则参加了学生会的文艺组，常将报纸上读来的朝鲜战争的消息即兴编成评弹的曲子词，现编现演，赢得很多同学的赞赏，我也为此感到很骄傲。
说起戏曲，这一爱好与我有着颇深的渊源。由于我的家长很喜欢戏曲，在我几岁的时候便请了一个师傅教我唱京剧、评弹，自此我也热爱上了京剧。逢有名角来上海演出，家长会带上我去听戏。逢上喜欢的角儿，唱的热烈了，我也学着大人大声喝彩，请他“再来一段”。我很多的文学故事和历史知识无疑都是从听戏中得来的，而这也与我后来当了很多年与大学专业不相关的语文课老师密切相关吧！
从钢铁战士到语文老师
我在复旦待到三年级，这时学校根据国家政策，决定安排我们提前毕业，与同专业大四的毕业生享受同等的毕业待遇和工作分配。1952年9月，我与很多同学一并被分配到东北，跟很多同学一起进了鞍山钢铁公司。
“鞍钢”这个名字在1952年的中国绝对是个响亮亮的名号，无人不知。鞍钢所在的鞍山地区铁矿石资源丰富，己探明的铁矿石储量约占中国储量的四分之一。从1916年起，日本人就在这里建立了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出资的振兴铁矿无限公司总局、鞍山制铁所和昭和制钢所大炼钢铁，掠夺中国的钢铁资源。这些日伪时期的制铁所、制钢所成为鞍钢的前身，日本战败后被迫转交给中国。但在二战期间曾遭受三次飞机轰炸的鞍钢，此时厂区千疮百孔，杂草丛生，设备破败不堪，生产全面瘫痪。一位日本昭和制钢所的冶炼专家预测“这里只能种高粱，恢复重建至少需要20年”。
但鞍钢在1949年6月27日就炼出了新中国第一炉铁水。7月9日，鞍钢正式开工生产，新中国的钢铁工业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盛大的开工典礼上，中央发来贺信并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为工业中国而斗争”。不久，鞍钢又炼出了共和国第一炉钢水。新中国“有铁无钢”的历史宣告结束。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最早建成的钢铁生产基地，鞍钢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并多次到鞍钢视察，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所以能进入这样一个承载着全国人民目光和厚盼的企业，我和同去的同学都感到异常的骄傲。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一把足够硬度的挖战壕的锹和镐都要钢厂临时攻关。鞍钢承载着新中国钢铁强国的梦想，所以在“一五”建设时期，在“全国支援鞍钢”和“为鞍钢就是为全国”的口号下，12000多名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程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来。东北本是工业重地，解放前就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建国初，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重点也放在了东北地区，而鞍钢正是东北地区重工业的佼佼者。我在鞍钢基建公司工作了两年中，时任东北局工业部部长。后来转任中央重工业部部长的王鹤寿同志有句名言：东北工业之所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主要经验是“老干部+大学生”。据统计，鞍钢一年就接收了2000多名大专学生，而我也是其中小小的一份子。
在鞍钢工作了两年后，我就被组织选拔到了鞍山市委干部学校担任教师。这个学校是专门用来培养、培训干部的，我则负责语文教学，帮助提高干部们的文化素养。我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61年。后来得到一个调回上海工作的机会，我便去了上海东昌中学继续教语文。在这里一工作就是19年，直到1980年又调换到了黄浦区业余大学。我在这里虽然仍是当老师，却时隔二十八年重新捡起了我的老本行，教起了“会计”、“统计”在大学里学的专业课，直到1988年从这个大学里退休。
从京剧票友到校友联络人
退休后的生活闲适而自由，除了常去家附近的公园练嗓子，偶尔跟工会的其它票友一起组一个京剧班子。我们会借一间小礼堂或者干脆就在露天的公园里彩演一出《四郎探母》或《空城计》，自娱自乐，也与其他一些给我们捧场当观众的退休老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我这个人天生有一副热心肠，喜欢结识朋友。生活之余，我也想起了当年那批散落到天涯的复旦校友，一直想组织老同学们回校聚会。打那起，我便开始往学校跑。我找到了管理学院，希望学院帮忙联络开展老同学们的聚会活动。
1992年，我们52届毕业生毕业四十周年的时候，在我的奔波张罗和学院的帮助下，我们第一次大规模的校友聚会成功举行了。李岚清同学也欣然与会。2002年，学院校友中心成立，开展丰富校友活动。我又积极帮忙联络，协助学院举办了52届工商管理专业毕业五十周年聚会。
到了今年，我们毕业已经60周年了。此时此刻，还能相聚在一起，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今年六十周年的返校活动也举办得异常隆重，使我们每一位老校友都十分感动。整修一新的管理学院处处花草，处处石凳，洋溢着活力，充满着书香气。我们每一个人都衷心地希望我们的母校，希望管理学院，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