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娟）

张荣绅：男，上海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同年分配北京的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计划科，1953年春节返回上海，1955年起在上海信谊药厂工作，后在重新组建的上海玻璃厂工作到1988年，以工程师退休。

引文：从出生起，在上海居住、读书、工作的时间加起来足有八十年，讲了一辈子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至今讲不好普通话，上海是他不折不扣的地理故乡，而西洋音乐则是他不折不扣的精神故乡。

   我从出生起，除了在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了半年左右时间，其他时间几乎都在上海。居住、读书、工作，退休后，除了越洋短暂地看望定居美国的女儿，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上海。在上海呆了足有八十年，操着一口浓厚的宁波口音的上海话，我至今没有学会讲普通话。

孤处上海，转学复旦

   1946年9月，抗战期间三迁到贵州赤水的大夏大学重新返回上海。抗日战争前，在上海四十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设施较完备而成为沪上知名高校，与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并称为上海私立大学的“四大金刚”。其原本的校名是“厦大”，本是因为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一部分，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

1949年，我进入大夏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就读。作为一所始终坚持其私立性质的大学，其经费来源只能是学生缴纳的学费，所以我能在战争飘摇的年代进入大夏大学就读，亦缘于家道尚属殷实。我们家在解放前是在上海开办五金厂的，虽然在我上大学前父母皆已离世，但他们留给我的公司股份足可以支持我完成学业。

    1949年是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我进入大学，上海就迎来了解放。我的家人在这历史振荡的关口也各抉其择：二哥一家去了香港，叔叔一家到了台湾，而我则只身留在上海继续念书。解放后，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便慢慢拉开帷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创建新的高等教育体制的背景下，华东教育部于1951年决定将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定名“华东师范大学”，我便在这一年随我们专业的很多同学一起转学进了复旦大学，就读商学院工商管理系。

入复旦时，学校安排我们男生住在今国权路上的德庄公寓。我在复旦只呆了一年多，便在大三时提前毕业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当时国家处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人才紧缺，而且1953年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急需经济和管理人才充实到各个行业中完成经济计划。于是便将我们的学制由四年缩短到三年，早些工作，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二是因为国家在1952年展开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复旦大学的商学院便迁出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也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而且其中的企业管理专业也被取消，中断招生。

忆我往昔，师恩难忘

在复旦学习的一年多时间里，老师中予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教《企业管理》课的马家骅老师，他那时只有三十来岁的年纪，意气风发。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纽约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后归国任教的，差不多跟我们同时进入大学。因为留学背景和年轻的缘故，马老师思维活跃，讲课很是生动，大受当时学生的喜爱和追捧。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至今我还能记起他给我们讲授介绍“泰罗制”。后来得悉，马老师的这些教学内容在文革中却被认为是剥削工人的伎俩而受到批判，在我们毕业后，马家骅老师也随着院系调整调到上海财经学院继续任教了。

当然，我个人喜欢马家骅老师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因为我人生最大的爱好便是西方古典音乐，而马家骅老师的夫人高芝兰正是当时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说起古典音乐这项爱好，可是与我小时候的生活氛围密切相关。作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因为外国人和归国留学生很多，在生活和文艺方面洋味儿十足。那时的不少家庭都十分追逐西式情调，吃饭讲究吃西餐，看电影喜欢看美国大片儿，听音乐要听西方原声唱片，租界里还有众多的舞厅夜夜苼歌。我从小生长在这种文化氛围里，自然对西洋音乐也十分喜爱。那时我的房间里，无线电、“五灯”交流电收音机和各种西洋唱片都应有尽有，而且收音机里经常会播些法国、德国、美国的音乐，这大批的唱片我一直保留到文革时。后来担心被检查，才偷偷捣碎扔到垃圾筒中。

高芝兰在1942年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声乐系毕业后，就在上海开过个人演唱会，是中国演唱歌剧《茶花女》的第一人。当时她在上海的表演极为轰动，多场音乐会都一票难求。后来，她去了纽约的朱利亚德音乐院，读书时认识了马家骅老师，两人于1949年携同回国。高芝兰唱的都是西洋的古典音乐，来复旦读书之前和之后我都去听过她的演唱会，收音机里偶尔也会播出她唱的歌曲。她是成名很早的声乐艺术家，尽管早已经荣休并迁居海外，仍不时获得音乐届颁发的各种大奖。2011年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授予她终身成就奖，而今年年初，高芝兰还与著名作曲家吕其明一起荣获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我们觉得马老师身上笼罩着各种璀璨的光环，而特别想与他亲近。

因病回沪，再晤旧友

毕业的时候，我们专业的同学大多被分配到了东北工作，我毕业时则是直接被派往北京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第二机械部几乎是与我的毕业日期同时诞生的新单位，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从重工业部内分设出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国防工业）。重工业部所辖的机器工业局、船舶工业局、航空工业局和兵工总局相应撤销，前三局的相关工作由第一机械工业部负责接管，兵工总局工作由第二机械工业部接管。我进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是有军工背景的部门，对保密性的要求非常高。即使同事之间的工作内容也不允许彼此交流，而在我们的宿舍外面也常年有解放军负责看守。但我在这里工作未久便患上了肺结核，1953年回上海过春节时，便住进了上海的医院养病。因为病情无法再工作，便写信给领导请假，局里的领导不仅同意了，还设法将行李寄还予我。由此我便因病在上海休养了两年。

直到1955年病情痊愈，我便在上海进了一家大型药厂——上海信谊药厂。这家药厂在解放前曾一度被誉为“远东第一大药厂”而蜚声国内外。1954年，信谊药厂获准成立公私合营企业，我在这家药厂的一个生产药用瓶的车间工作，后来这个车间被整体并入上海玻璃厂，我便也转到上海玻璃厂工作，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我在这里一直工作了33年之久，在播越四面八方的老同学中，我可谓挪移得最少的了。

在我病愈到信谊药厂上班时，远在香港的二哥突然写信给我，让我申请赴港。那时赴港并不容易，申请不仅没有被批准，还因为我有层海外关系，文革中受到批判，从办公室被下放到车间从事体力劳动。文革一结束，我二嫂就从香港赶赴上海来看望我和我的家人，二哥还托她捎来了最新式的收录机和音乐磁带。骨肉生离三十载，再相见非复旧容颜，彼此心中都有几多感慨，几多怅惘，又几多感动。

我们这届复旦毕业生，虽然大都是上海本地人，毕业时却基本被派驻往外地工作。驰驱南北、登涉水陆，很多人去了东北。倦鸟思一枝，慢慢地也有一些同学从天南海北经过重重努力得以调回上海，失散多年的同学又得以在家乡重聚。因为我在上海一直稳居，便和不少返沪、在沪的同学有些往还，像同学中邱孟麟、张凤鸣、王亨桃、朱键康、卢以江、王蓉、倪媛、郑兆修、李光孟、宋永祥都曾经常聚会或过往，有的今年也一同回母校参加了毕业60周年的盛大聚会。也有的同学因为卧病榻上未能成行，而有的同学则已埋骨桑梓，长眠地下了。时光荏苒，物移景换，一个甲子的时间，无论个人，亦或亲爱的母校，无论上海，亦或亲爱的祖国，都发生了沧海桑田之变。

我今年已是八十四岁的人了，闲来无事，又能每天沉湎在喜爱的音乐中，有时在西方古典音乐大师如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的作品中，有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中，又有时在邓丽君的浅吟低唱中，常常将我带回到那音乐和舞蹈相伴的年轻时代，带回到那氤氲美好的大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