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娟）
吴诚：男，生于印尼，1946年归国，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后分配至山东济南煤矿管理局工作，一年后被调派到徐州贾汪矿务局，1954年调回上海炼油厂负责物资供应计划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
引文：火车刚刚到莘庄就遇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一下子死了四人，伤了十几个。由此，“南下服务团”弃车步行，过仙霞岭，转江西的上饶、鹰潭，草莽行程了一个多月。到了江西鹰潭，我却突然患了肺病。
我原籍广东，是客家人，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一直到1946年，我才随父亲第一次回到中国。我的父亲吴烈对于历史研究颇有心得，彼时被暨南大学校长、同为历史学家的何炳松聘到暨南大学历史系任教。那时，我在上海插班，读了两年多中学。
在我考大学前，时局已是风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夜。而我自小在海外长大，对上海以及全国的形势缺乏了解，但仅是从周围的同学及报纸上也隐约能感受到这一种夹杂着不安而又紧张的躁动。
我们是“南下服务团”
待到1949年，我考进私立大夏大学时，上海已经迎来了全城解放。在大学开学之前，我却先加入了“南下服务团”。
“南下服务团”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央要求上海解放后就进军福建。当时华军局准备到福建省进行接管的干部，仅有太岳、太行老区和华东各地抽调的5000人，远不敷需要。为解决干部不足问题，当时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同志认为，上海地区党的工作与青年学生干部都有良好的基础，决定在上海组建一支合格的知识青年干部队伍。
1949年6月7日，“南下服务团”开始招收成员，到22日任务全部完成，共招收了2334人。此外为带好这支年轻的队伍，又从各单位调来老干部400多人，加上勤杂人员，文工团、卫生队、警卫连等，总人数近3000人。这支队伍按军事建制分成4个大队、21个中队和1个附属中队。队伍中十之八九是解放前便积极投入反蒋爱国运动的学生，他们中有中共地下党员227人，还有一大批地下新青联和学运骨干。受进步同学的感召，我也报名参加入了“南下服务团”，并被录取。当时大夏大学参团的共有83人。
1949年6月29-30日，“南下服务团”的成员在复旦、沪江两所大学集中学习。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当时就住在现在相辉堂隔壁的学生宿舍楼里。7月19日，服务团开始由上海出发向福建进军，2000多人装在一列闷罐车里，每一节车厢数十人。没有车窗，只有车厢顶上一方小天窗，大家各自坐在行李包上，腿都伸不直。火车刚刚到莘庄就遇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一下子死了四人，伤了十几个。由此，“南下服务团”弃车步行，过仙霞岭，转江西的上饶、鹰潭，草莽行程了一个多月。到了江西鹰潭，我却突然患了肺病，无法跟团前进。跟领导请示后，我又坐车折返上海治病。
我返回上海后，有一天搭上一辆黄包车去虹口第五人民医院看病，走到半路，却被一个解放军拦住，将我拉下车。因为我还穿着“南下服务团”的军装，而按照负责接管上海的解放军的军中纪律，解放军是不可以乘车的，有腐败堕落之嫌疑。彼时入城解放军之自律与廉洁于此可见一斑。
在波涛汹涌的学生运动和势如破竹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和解放军在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心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我们把解放福建、建设福建看作义不容辞的神圣任务。所以学生们毅然放弃繁华的都市生活和良好的学习环境，投笔从戎，排除万难，随军南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心中难掩激动。
校园里的浪漫岁月
新学年开学后，我进入大夏大学，就读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两年后，私立的大夏大学在解放后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我便随着我们专业的很多同学一起转学进了复旦大学，继续就读商学院工商管理系。
在复旦就读时间里，学校的各种运动很多，常常要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流传甚广的几句口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是天天回响在校园里的。1951年至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批判崇洋媚外为主，我生性讷言少语，又自觉华侨的出身不好，对学校里活动总是依违从事，不敢说什么，也尽量减少与同学往来。
不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还是在复旦遇到了让我铭感一生的事。我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相伴我一生的爱人樊慧娟。那是在我进复旦半年后，一次我与她在食堂里偶遇。交谈下来，吃惊地发现我们两家住在同一条里弄，我们家住在3号，她家住在11号。
她家里是资本家成分，我则是华侨，成分都不好，所以我们常在一起，倒不用担心连累彼此。我住在今国权路的德庄男生公寓南楼130号，她住在淞庄女生公寓。那时食堂的伙食不是特别好，我们两人还会到淞庄公寓旁的小吃店定两份盖浇饭开小灶。没课的时候，我们就相约着在校园的花园亭台前悠游散步。由于我的普通话有浓厚的客家口音，又从小长在国外，汉语表达总是会不太合语法。我一开口说话，她常常笑得前仰后合，不过她笑归笑，事后总是替我一一纠正。
年轻人总是有着无限的活力和浪漫想像，那时我们放学后故意不乘电车回家，而是两人相伴着从学校一路步行回家。用脚步丈完这一趟常常要一个多小时，但是我们两人却因此获得了畅怀交谈的宝贵时光，一点儿也觉不着疲乏。
此生可谓无憾事
转眼到了1952年下半年。我虽是大三的学生，却面临着提前毕业和分配工作的大事。随后，被分配到了山东济南煤矿管理局工作。我的太太当时因为生病休学，也跟我一并去了山东。一年后，我又被调派到徐州贾汪矿务局，她仍然随我前往。直到1954年，我才得以调回了上海炼油厂工作。我太太也返回复旦继续学习，1957年才从复旦毕业。
回到上海后，我在上海炼油厂负责列支物资供应计划，根据生产需要，统计所需的土建材料、钢铁材料等，列好计划，然后交予采购部门操办。工作久了，自然是得心应手。老同事间也相处得融洽怡乐，我便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期间虽有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但因我一直谨言少语，做事认真，不追名逐利，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我们夫妇两人一共育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又替我们生了五个孙子。活到八十来岁，可谓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以颐养天年，此生可谓无憾事也。
这次有机会回到学校，和大家一起叙旧，感到颇为不易。我们的联络人宋永祥同学非常热心，他经常组织我们52届的老校友回校聚会。每十年一次的校友聚会都会看到一些既陌生又熟悉的面孔。隔了几十年的距离，再相见心中的激动不言而喻。执手相看，岁月不饶人，几多慨叹。但母校从未忘记我们。这一次毕业六十周年的盛大聚会，又逢上了学院装修一新，敞开怀抱迎接我们这些四海归来的游子。学院领导和老师的热情接待和殷勤问候，在寒冷的初冬时节，真的让我们感到无尽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