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霄）

陈邦彦：男，扬州人，1948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后转入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1952年分配至沈阳机械局教育处工作，1953年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业教育司参加教育行政工作，1958年下放至河南新乡县七里营担任党委副书记一年，后相继在马鞍山、蚌埠、武汉，四川等地工作，文革时在武汉被拘禁两年之久，1981年调回扬州核工业总公司教育处担任处长，随后担任扬州建筑工程学校校长，致力于职业教育发展。

引文：那时，国难当头，民族命运危在旦夕，个人犹如洪流飘零中的鸿毛。我们在目睹烽火连天抗战之景、人民疾苦的萧条之景后，慢慢明白：自立自强就是对国家最好的回报。于是我坚定了去复旦边读书边工作，以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念。

不安份的时代少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战火很快烧到地处长江北岸的扬州。随着扬州所属各县城的沦陷，一场由日军侵略带来的灾难便降临到我家乡人民的身上。日本人当时在扬州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当时对日本人简直恨之入骨。

1942年我在初中时，我同桌王大生的表姐是地下党员，她行踪暴露后紧急撤离了扬州。不想却使得其表弟王大生牵连其中。作为他的好友，我也被牵涉进去。日本人把我们俩都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日以继夜地拷问，凶神恶煞地讯问我们他表姐的去向。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表姐的下落，但是在王大生的指点下，我们一直和日本人斗智斗勇，不让他们套取任何信息。我们被关在宪兵队里好几日，他们看两个毛孩子实在问不出什么，才放了我们。

扬州的老百姓提起日本人都愤恨地咬牙切齿。日本宪兵队给我们县派了一个常驻顾问叫山野，他的儿子嚣张蛮横、飞扬跋扈，经常仗势欺人。有一次，实在看不顺眼，我和一帮讲义气的同学在校外揍了他一顿，就是要他知道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年少轻狂，空有一身草莽的勇气，丝毫不顾及这样做带来的危险后果。导致后来，我们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关押了七天，不分白天黑夜地逼供讯问我们是不是地下党。好在最后被放了出来。大家问我们怕不怕。年少热血，只有匹夫之勇的我们回答道：“没什么可怕的，日本人在中国为非作歹，我们就是看不惯。”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进入扬州美汉中学直到高中毕业。美汉中学是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附属中学之一，学风严朴，毕业学生可直升圣约翰大学。当时国内形势紧张，学生活动异常活跃，美汉中学虽然身为教会学校，但也积极投身于学潮。

那时，国难当头，民族命运危在旦夕，个人犹如洪流飘零中的鸿毛。我们在目睹烽火连天抗战之景、人民疾苦的萧条之景后，慢慢明白：自立自强就是对国家最好的回报。于是我萌发了去上海并转入复旦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

多彩充实的大学生活

   考入复旦之后，本身就是体育活动爱好者的我，担任起了学生会第五届执委会体育部的副部长。我会组织班级同学进行早操、下午操，还组织大家参加运动会和课外活动。我酷爱打篮球，是驰骋在篮球场上的活跃分子。每逢比赛，都会有一大批忠实球迷到场为我们系篮球队摇旗呐喊、加油助威。那时，我喜欢看上海的一份体育报纸--《东南日报》，上面报道的体育新闻和赛事都是我大学课余生活最快乐丰富的调剂。

为了补贴家用，我身兼数职，在江湾中学当过代课体育老师，以自己的体育特长来帮补自己的生活费用；我也在工人夜校当过数学老师，为一些想要继续深造的工人补习基础文化知识；还在上海的私人印染厂当过篮球教练。一个人兼差这么多份工作，还要顾及学习，虽然辛苦，却也让我得到很好的锻炼。

大学生活总是让人留恋万分。那时我们同学之间相处单纯，感情真挚，就像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星期天同学们喜欢相约步行去虹口电影院看电影。有些同学生活拮据，没钱看，大家就相互凑一凑，让几个好朋友可以一起看电影。那时，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如此简单，在学校外的小饭馆吃一碗阳春面，都可以快乐大半天。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在复旦的求学经历颇为丰富，不仅参与学生会工作，提升了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还积极投入体育锻炼，强健了自己的体魄。

姗姗来迟的毕业证书

    毕业之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听从国家统一分配，坐上了开往东北的专列，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征程。这列火车足足开了三天三夜。每到一站，就有一批同学下车，参与到各大二厂企的建设中去。在那个年代，工作由不得自己挑选，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我被安排到沈阳机械局工作。北方天寒地冻的景象让我这样的南方人无法想象的。初到东北的时候，我冷得连路都不会走了。

之后，我被调到北京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由于提前毕业，那时我还没拿到毕业证。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时隔一年，我居然在西单的前英子胡同的单身宿舍里收到了母校寄来的毕业证书。1952年是我国实行大学生毕业后统一分配的第一届。当时的我万般惊喜，被分到东北的复旦学子有一千多人，母校怎么知道我的地址？她又是如何从奔赴祖国大江南北的千万学子中知道我们的去向？虽对我说至今未知其奥秘，但一想也知其中曲折。母校如此负责而细致地对待每一位走出校门的学子，让我深为触动。

源自母校的教育理念  

    1956年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业教司入党。1958年的时候，我被下放至河南新乡县七里营担任党委副书记一年，后相继在马鞍山、蚌埠、武汉，四川等地工作，文革时在武汉被拘禁两年之久，1981年调回扬州核工业总公司教育处担任处长，其后便一直为创建核工部扬州建筑工程学校而忙碌奔波。

可以说，我与我夫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最有成就感的即是着手创办了扬州建筑工程学校。这所工业职业学校刚开始创立时，困难重重。上级给的资金非常有限，于是我在华兴三公司的大力帮助下，带领师生从开挖地基到实地修建，自力更生造好了教学大楼。缺少办学经费、没有教材，我就组织广大教师收集编订教学大纲、规范考试制度、灵活人事聘用、强化行政管理制度。我们不局限于旧有不规范的教育制度，借鉴苏联的经验因材施教，要求学生的学习强化基础，注重实践。十几年来，扬州建筑工程学校的学子遍布祖国各地大江南北，为祖国的基础工业建设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几天前，还有一位在广东创业的扬州建筑工程学校的校友前来拜访我，坚持要和我一叙在校往事。他说：“如果没有母校和老校长您的科学办学理念和孜孜不倦的言传身教，就没有我今天的事业。”看到曾经的学生学有所成，我深感欣慰。

可以说大学是人一生中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重要的时间段，我在复旦的岁月让我的人格得到升华、精神得以塑造，这些都决定了我后来思想工作和生活的动力源泉。这样切身的感悟也让我明确了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应该树立怎样的教育理念——“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育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教给你具体的知识，而是启发学生的思维，帮助他们塑造自己的人格，让他们走上社会也能有安身立命的本领，可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成长的年代，国家百废待兴，个人跟随大时代辗转前行，人生路上磕磕绊绊。被日本人囚禁过，“上过山”也“下过乡”，文革时期在武汉被“造反派”打成“牛鬼蛇神”，抄家毒打多次，也被红卫兵关在地下室长达两年之久，深知生命艰难、人生不易。但我依旧充满对社会的感恩之心，明白坚定信念、乐观从容才是人生应该有的态度。我人生信条就是信任和诚实，“人无信不立”，相信自己，信任他人。我办教育的理念也是这样：实事求是，创新求变。对于现在的复旦年轻学子，我也希望将我的人生的一些心得感悟供他们参考，希望新一代的复旦人抓住新时代的新机遇，做一个学业精进的人，做一个人格完整的社会人。几十年后更要做一个足以因为自豪的复旦人。我殷切期盼2015年复旦管理学院新院区在新江湾中心落成之际再次回家看看，与新老校友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