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晓洁 周静珏)
林广皓:男, 1949年从育才中学毕业考入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1952年响应国家号召提前一年毕业。历任辽宁本溪钢铁公司、韶关钢铁公司、合肥钢铁公司管理干部,后转入马鞍山钢铁公司担任高级经济师,退休于马钢经济研究所,退休后任教培训了几批监理工程师。著有《网络计划技术》等著作,对推行现代化管理,特别是网络计划技术贡献卓著,
引文:我们读书时候也没有手表,大家全按照生物钟作息。早晨的小二楼格外热闹,每天有一两个同学起床后,喊着“起床咯起床咯”,整栋小二楼的同学都跟着醒了。我们还经常会听到嘹亮富有磁性的歌声从小二楼走廊尽头的盥洗室里传出来,那是李岚清同学洗脸时候唱的苏联歌曲。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同年8月,我参加了高考。回想起来,我之所以来到复旦,大概是冥冥中的安排。我高中就读于上海非常有名的育才中学,高考前也面临着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家人和我还是希望我在上海念书。所以当时我没怎么多想就选择了复旦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只是简单觉得这个专业既有“工”又有“商”,听起来和社会联系十分紧密。
“小二楼”里的快乐生活
刚上大学的我,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鲜。那时,大家的感情十分要好,不论是上课、吃饭还是自习都一块行动。学校的伙食也算不错,经常有红烧鱼、红烧肉。当时我们的宿舍楼是以前由日本人建造供日本军官居住的地方,一共两层小楼,木头地板,木头楼梯,同学们都管这里叫“小二楼”。那时我住在二楼,和另外9位同学住在一间宿舍里,整个宿舍其乐融融、热闹非凡。
我们读书时候也没有手表,大家全按照生物钟作息。早晨的小二楼格外热闹,每天有一两个同学起床后,喊着“起床咯起床咯”,整栋小二楼的同学就跟着都醒了。我们还经常会听到嘹亮富有磁性的歌声从小二楼走廊尽头的盥洗室里传出来,那是李岚清同学洗脸时候唱的苏联歌曲。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歌声在耳边一样。
当年我们系是学校里远近闻名的科系,不仅文体人才辈出,科系的气氛也十分活跃。宋永祥同学的评书说得特别好。记得我们搬到德庄宿舍后他常在在寝室里面给我们讲《张汶祥刺马》的评书,引得小小的四人间里里外外围了20多个人,挤得大伙儿动弹不得还津津有味听得入神!还有徐培德同学特别擅苏州评弹,其父徐云志是苏州评弹徐调(又称迷魂调)的创始人。经常在晚饭后,我们就鼓动他在寝室给我们来上一曲。只见他一边弹着三弦,一边用苏州话说唱,唱腔委婉细腻,非常有特色。我本人则比较喜欢唱京剧,傅嬩其同学来宿舍找我们玩的时候还跟我对唱过《武家坡》的选段。
写满校园的“小故事”
当时学校里可以自由选课,只要你爱学习,就有很多汲取知识的机会。想来也觉得自己十分幸运。那时候复旦优秀的老师很多,学风也很好。马家骅老师解放以后从美国留学归来,给我们授课。我对马老师教授的《企业组织与管理》和《生产计划与管理》很是感兴趣。因为当时国内企业还没有流水作业法,对于自动化管理更是无从了解,能听到这样的课程,我们感到非常新鲜。还有我们的语文老师方令儒,是从延安回来的,跟丁玲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能遇到这样的老师,我们也很珍惜。此外,体育老师蒋浩泉是很有才能的一个人,不仅曾经拿过全国拳击和跳水的第一二名,还对民族拳法也颇有研究。文革期间,他还担任过首都警卫司8341部队的武术总教练。
回想起在复旦学习的日子,仍觉无限美好。每周我们都会以“学习小组”的形式来学习课程,每个学习小组大概十一二位同学。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讨论通常在男生宿舍进行。我们宿舍有一张两米长的桌子,大家就围着桌子一起学习社会发展史——怎样从猿到人,怎么创造工具,怎么创造财富,怎么形成剥削……
当时学的《会计》、《材料》、《工厂管理》、《机械概论》课都很务实,学习起来很容易理论联系实际,帮助我们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我还记得《机械概论》的期末考是需要到精工车间做一把老虎钳。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老虎钳工艺很复杂,需要经过车、刨、转、钳、锉很多工序,真正做出一把来很是费工夫。
当时复旦周围有大量农田,秋后晚上,我们从图书馆自修出来,在邯郸路路灯下能见到很多蟛蜞,我们大家比赛谁抓得多,每个人不到半个小时就能抓到百八十只,同时还不时传来被蟛蜞夹到的尖叫声。我们顺着国权路回德庄,到达宿舍时也就差不多把蟛蜞放生完毕。回首往昔,趣事充满了回忆。
大学里还有件事情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经和十多个同学一起去一位同学家共同欢度平安夜。当天,大家带着各自准备的小礼物到这位同学家里聚会,大家一起跳舞、做游戏、猜谜语、讲笑话。到了凌晨12点,我们一起搞抽奖活动交换小礼物。就这么一直玩到隔天早上。最后大家困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沙发上靠着睡着了。虽然一晃眼已经60多年过去了,但是这些画面就像是刚发生过一样历历在目。
心系同窗的“小调皮”
1953年,祖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启动。那时急需人才,我们在大三的时候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各地的重点工程中去参与国家建设。我当时到了辽宁本溪钢铁公司工作。
时值“抗美援朝”时期,美国飞机经常来挑衅,我们经常听到警报声。当时形势紧张,我们做了很多口袋打包好文件,送到地下室或防空洞里。不过就是在这样的动荡的年代里,我也遇上了其后与我相伴一生的太太。当时工厂正好从南方招了一批人才支援国家钢铁建设,我的太太也在其中。由于她是南京人,我是上海人,也算是半个老乡。于是我们在日后的交流中慢慢熟识、渐渐相爱,最终喜结连理。
其后,我历任韶关钢铁公司、合肥钢铁公司管理干部,后转入马鞍山钢铁公司担任高级经济师,最后在马钢经济研究所退休。虽然生活颇为周折,工作紧张忙碌,但是我还是会时常想起那些年与我一起在复旦求学的同学们。
工作之后,我和部分同学还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和当年的班长吴立乾尤为亲近,虽然他远在武汉,我还是和他时常电话。我和张纯淼同学也经常通电话。前阵子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家里的固定电话因线路老化停机,怎么也联系不上。我急得不得了,生怕他出了什么事情,四处托人询问,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隔了好久他才给我来电,告诉我他因为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听到他没事的消息,我才长长舒了口气。
上学那会儿,我十分活泼外向,以至于毕业多年后,大家还能记起我各个宿舍串门的情景。1992年,我回到复旦参加班级聚会,李岚清一看到我就喊“呀!小调皮来了!”这一声呼唤似乎又把我带回上学的时光。因为活泼的个性,当年就认识很多同学,并且和不少同学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文革之后,我为恢复后的校友会提供了工商管理系大概一半的校友名单和通讯地址。
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我回来母校看过。今年再次得知要举行班级毕业60周年的聚会时,我十分激动,专程让女儿开着车从安徽将我送到上海。这次回来我就是为了看看母校,看看新的管理学院发展成什么样子,更是为了和阔别多年的同窗好友们再聚在一起互免当下、共话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