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晓洁）

蒋康福：男，上海人，1949年考进复旦大学工商管理专业。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转入财经学院继续学习。195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重工业部工作。1958年，调至冶金工业部上海办事处。1985年，进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从事财务工作，直至退休。

引文：在动荡年代的求学之路显得格外不易，没有太多目标可言，总是有种随波逐流的漂泊感。作为国立大学的复旦，为学生免除了学费，对于我们而言是极大的帮助。

这次毕业60周年，重回校园，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真的感慨太多了。可以说我的心中始终涌动着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是未来的种种画面。

1949年，我考进了复旦大学，当年高中班级中全班只有我一个人考进大学。实时艰难，很多成绩优秀的同学都不再继续念书。而我的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父母还是很支持孩子一直念下去。在动荡年代的求学之路显得格外不易，没有太多目标可言，总是有种随波逐流的漂泊感。作为国立大学的复旦，为学生免除了学费，对于我们而言是极大的帮助。

那时的校园只有几幢小楼，现在的相辉堂还叫登辉堂，每次开大会都是在里面举行。念书的时候，学业不算轻松，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几经波折，我得了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半年。1952年，全国进行了很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并进了财经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财经大学。本来应该52年和同学们一起提前一年毕业的我，因为落下的课程，在经历了院系调整之后，进入到财经学院继续完成学业。

那时候的大学生，毕业后都是服从国家分配进行工作的。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重工业部工作。五年之后，我得以有机会可以调到冶金工业部上海办事处，历经多年可以重回家乡的感觉是格外激动的。当时工厂在吴淞，而我爱人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也许现在看来并不是很远，但是在当年这看似短短的路程来回一趟要4个小时，所以我们相见很不容易。终于到了1985年，我有机会进入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担任会计师一职。这样一来，和爱人再也不用奔波，医院还分配了一套房子，总算让家有了家的样子。现在我的女儿也有了女儿，外孙女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学习。女儿住得也很近，一家人经常其乐融融地聚在一起吃饭。

慢慢年纪大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平时看看报纸、杂志。有本杂志叫《炎黄春秋》，我很喜欢看。书里面是很多古今中外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如实记录，现在都已经很难买到了。也许是我们更念旧，所以和老同学的相见也格外珍视。班级同学的关系都很紧密，之前也举行过毕业55周年的聚会，我也来参加了；这次毕业60周年的聚会由于很多同学身体不好没能前来，参加的人数少了许多。

这次回来，看到现在的复旦大学和管理学院，真心感到校园的发展非常快。在我们眼中这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变化。而且，学院非常不容易，创造了这样难得的机会让大家可以相聚在一起。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工作量，以及学院对每位同学的牵挂。现在也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管理学院的发展，作为曾经的学生，真的是由衷地感到开心，也希望学院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