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侠）

吴廷安：男，1948年进入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学习，1952年毕业后进入上海第二设计分局（即现在的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工作。70年代服从国家安排，跟随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原上海第二设计分局）参与贵州遵义的“支内”建设。80年代跟随设计院调回杭州工作。

引文：从毕业之后我一直待在设计院，后来根据国家政策支援内地建设，就跟着整个设计院搬到贵州遵义。在遵义待了十年后，公司迁到杭州，我就又跟随设计院大部队来到了杭州，一直工作到退休。09年之后我们全家又从杭州搬到了上海。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又回到了故乡，总算落叶归根。

岁月总是消逝了那些无法让人留恋的东西，而伴随人一生成长的工作、家庭、友情往事总也不会随时间流走。经过岁月长河的洗礼冲刷之后，痕迹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明。透过它，你会发现曾经的自己，并回忆曾经的自己。

同学情

1948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读书，由于家在上海，所以没有住在学校，开始了自己走读的生活。虽然与同学们不住在一个寝室，但大家一起上课的日子与同学们的相处很是融洽。

我与宋永祥同学既是大学同学，也是中学同学，而且我们俩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京剧。那时候，我们白天在学校上课，周末晚上会凑在一起去听京剧。退休后回到上海以后，宋永祥曾邀请我与老伴去看他演出，但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没能成行。所以，他还曾到过我们家里共同看他演唱京剧的VCD。因为这个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有着聊不完的共同话题。即使毕业分开之后，我们还经常联系，也让我们拥有了难忘的友情。

工作缘

1952年毕业之后，毕业分配的时候我进入了上海第二设计分局工作，就是现在的中国联合工程公司。设计院在过去的中国是没有的，中国的设计模式大多是从苏联学习过来的。当时的设计院接到一项工作，要将一片百亩农田，建设出一家工厂来，工作涉及图纸设计、厂房构造、设施配备、员工配备等方方面面。

当时，我在学校里学习的经济学、财经学、管理学、仓库学等一些理论知识，很难简单地与设计院所做的工作联系，因此许多技能都是到单位重新学习起来的。但是，很多知识和基础都是相通的，因此在理论与实际联系的过程中，在学校习得的专业知识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尤其是运用一些管理、财经的知识，对设计院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一个设计院完成设计之后，需要对其评价，这跟工业设计、建筑设计一样。这个工厂的设计哪一部分设计得比较好，又有哪一些地方设计得不够理想，还需要改进、提高，这些都是要自己评价的。我们要在建设设计里面去分析，也要对这个厂经营的体制经济进行分析，究竟需要投资多少？经济上划不划得来？这些从理论上分析出来的问题都需要全面考虑。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建造设计大楼、宿舍等建筑的预决算工作，在审核过程中，为建院工程节约了一笔可观的费用。而预决算的这些知识是我在管院里曾经学过的，所以这一点让我受益匪浅。

家庭事

从毕业之后我一直待在设计院，后来根据国家政策支援内地建设，就跟着整个设计院搬到贵州遵义。在遵义待了十年后，公司迁到杭州，我就又跟随设计院大部队来到了杭州，一直工作到退休。09年之后我们全家又从杭州搬到了上海。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又回到了故乡，总算落叶归根。

我与老伴是父母做主，媒妁之言，但感情很好。一路走来数十载，互相搀扶着走过了大半辈子。当年，我跟随单位从上海支内到贵州遵义时，几个大点的孩子又到乡下插队落户，只有老伴一个人带着两个小一些的孩子在上海独自生活，很是辛苦。后来单位搬到杭州以后，我的身体慢慢变得不好，老伴退休后就到了杭州专门照顾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越来越不好，又患上了帕金森病。记忆大不如前，走路还容易摔跤，身边离不开人。现在全靠老伴全心全意地照顾。

以前我们两个人都在上老年大学，我在京剧班，她在书画班。后来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我就只能在家里听听新闻，关心一下国内外时事。好在孩子们都很孝顺，经常来看望我们，工作繁忙的时候也会常打电话问候。几个孩子现在都在上海，大家在一起也可以互相照顾，其乐融融。我的家庭几代下来都是安安定定，很是和谐。现在家里的第四代已经正在读小学四年级了，四世同堂也是人生难得的一大幸福吧。

期望语

我们现在和年轻人接触的机会少了，但是也觉青年学生思想比较开阔，视野比较宽广，因此会有很多想法和我们不同。但我觉得不管时代怎样变化，年轻人要学习的新知识非常多，希望他们能够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学习更刻苦一些，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还记得当时苏联曾要帮助中国实现156个大项目，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一下子将支援中国建设的所有项目全部都撤回了，这对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但坏事也变成好事，后来中国人靠自己，深刻学习，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知识是无限的，要想取得一定的成就，必须要下一番苦功夫，付出努力。现在学校的条件、环境那么好，希望复旦的学生多多珍惜，成长为更为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