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方舟）

李光孟，女，广东人。1949年进入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学习。毕业后进入上海大华仪表厂计划科工作，1963年，调入上海第二光学仪器厂生产科工作，直到退休。

引言：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上面还有五个哥哥，两个毕业于交通大学，两个毕业于沪江大学，一个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全家都是读书人。所以我受家庭的影响，立志也一定要成为一名大学生。

广东小囡择校专，女大学生寥若星

我出生在山东。我父亲在山东一家英国洋行里工作，算是当时的白领阶层。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上面还有五个哥哥，两个毕业于交通大学，两个毕业于沪江大学，一个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全家都是读书人。所以我受家庭的影响，立志也一定要成为一名大学生。

进入复旦后，我们工商管理系大约有一百四十多人，女学生则是凤毛麟角。不少同学是“商二代”，父辈多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但对商业管理理论知识却并不了解，因此往往送自己孩子来到复旦深造，期望孩子今后可以接手家族企业。当时所有的课程都是学分制，一门课大概两到三个学分。同样的基础课往往也有不同的授课老师可以选择。选课之前，我们也会向学长前辈征求选课意见，交流经验。相对来说，我在课业上花费的时间不如一些外地来沪的同学多，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用功，给我很大的触动。

我从小喜欢体育运动，初中、高中的时候都是学校的篮球队长。进入复旦大学后，当时没有体育课，但是大家课余生活都很丰富，我经常观看篮球赛，也经常参加篮球比赛。那时我还经常参加复旦、沪江、交大、圣约翰等大学联合举办的派对。此外，我还很喜欢游泳，总体上对文娱活动都有浓厚的兴趣。

学以致用做贡献，低调为人心态好

毕业之际，大多数同学响应号召，奔赴外地，支援国家建设，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小女儿，父亲早逝，母亲非常需要我的照顾，所以我留在了上海。当时，我的爱人是交通大学的毕业生，是大华仪表厂两位总工程师之一。所以后来，我也进入了大华仪表厂工作，在生产科负责生产计划等方面的工作。我从事的工作内容和自己学习的专业是完全对口的。当时都是计划经济，生产科必须根据车间的生产情况进行统计，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所以对数学统计等专业知识有一定要求，在复旦所学一点没有浪费，全派上了用场。

1963年，大华仪表厂因为不景气生产整顿，员工的工资也准备打折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夫妻两人都还继续留在厂里，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厂里也很照顾我，把我调去了上海第二光学仪器厂，仍然负责生产计划安排方面的工作。虽然那时候的工作环境不像现在这样好，但是我的人缘总是特别好，和上级以及同事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来没有不开心、不愉快的事情。我也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可以说我这一生十分幸运，在那样的年代也都很平顺地度过。

祖孙两代校友梦，小资生活夕阳红

80年代以后，我们的一位老同学宋永祥陆陆续续联络到不少同学，并且定期举办同学会。三、四年前开始，我经常参加每月一次的固定聚会，大家一同喝茶聊天、回忆当年一起读书的故事，相聚在一起非常开心。

我爱人去世得比较早，所以退休以后，我的大女儿经常带我出去旅游，像北京、青岛、桂林、海南、香港等等，我尤其喜欢山水风光，爬山的速度都不输给儿女们。几年前，我的外孙女以两分之差与复旦大学失之交臂，我也觉得非常可惜。如今，我的孙子即将参加高考，他的学习成绩很好，全家人都对他报考复旦大学寄予厚望。他也常常说要和奶奶做校友，并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作为第一志愿。

现在的生活很让我安心，已经参加工作的外孙女们对我都非常孝顺。她们经常带我去最时兴的茶餐厅坐坐，也会从国外给我带一些名牌的衣服、拎包。我对她们说外婆年纪大了，你们不用花这个冤枉钱，她们总说要的、应该的。

毕业六十年后重新回到复旦校园，我很是欣慰。学校确实和以往大不相同，一切都是那么欣欣向荣。最年轻的院长真的是青年才俊，才45岁，学院各项教学工作的开展也都井井有条。大学生们也都是天之骄子，日后成为国家栋梁。我衷心祝愿管院的精神之树常绿常青，活力源泉不枯不竭，一代更比一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