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岚清，男，1932 年生。1952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1949 年上海解放后进入复旦就读。在校期间，任复旦大学学生会副主席。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1986 年起，历任外经贸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1993 年3 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98 年3 月在全国人大第九届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李岚清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49 年我高中毕业时正赶上解放。因为我在高中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于是当地的组织部门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我当然是服从组织分配了。那时组织上看三种考虑。一是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参与筹建地区团委；二是我参与过一些地下工作，对当地的敌情比较了解，解放以后要对付国民党特务，也可以到安全侦查部门去工作，三是国家即将开展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缺人才，我功课不错，如果要考大学，组织上也支持。 我想了想，决定选择考大学。我们党的干部在战争方面很有经验，但新中国的建设急需大量的人才，尤其是我们这些学生。
当时不像现在的高考制度，有个什么分数线你愿意报考什么大学就报考什么大学。我报考了两个，一个是复旦，一个是浙大都顺利考取了。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复旦呢？因为我当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我的舅父在上海做医生，我的生活完全要靠他来资助。他建议我留在上海，这样他资助照顾起来比较方便。
当时发榜的时候不像现在可以上网查，那时除了等通知，就是看报纸。我买了报纸，自己信心也不是很足，就从后面往前面看。心想，只要考取就行了，管他第几名呢。看呀看，都快看完了，还是没有。结果在第二行的最后一个找到了。我是以六十人中的第十名考取的，算比较靠前的。我很高兴，就这样进了复旦。
母校复旦是我一辈子不会忘怀的。在复旦学习生活的日子给我人生的各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说来话长，但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立志、求知、做事、做人。
什么叫立志？我们这批学生，在高中时代就已经受到进步的影响，但毕竟在城市长大，对整个社会的了解有限。在复旦的几年里，我们经历了一些难忘的运动。首先是土改。我们不是参加土改工作，而是去了解土改的情况，向农民们宣传土改政策，听贫下中农对地主压迫剥削的控诉。通过这个，我们真正了解了农民受的苦，理解了他们为什么会跟着我们党闹革命，体会很深。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了普遍的思想教育运动。大学里的思想教育运动就是师生互助，老师帮助学生，学生帮助老师，学生之间也相互帮助。这让我们能够加深对党的认识，使书本上学到的东西更加联系实际，对我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帮助也很大。
接下来就是抗美援朝。国家缺乏文化水平较高的军事干部，中央决定从大学生中间选一批到军事院校去学习，叫做“参干”。参干意味着要放弃当工程师、科学家、教授的理想，还意味着要离开家庭和城市生活，而且要有为国捐躯的准备和决心。这是对人生观的一次大考验。在党的领导下，复旦青年团和学生会在同学中开展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运动。学生干部和青年团员纷纷带头，有力地带动了广大同学。大家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干。当时不是说服你参干有困难，而是说服你留下来有困难。虽然我也带头报名参干，但组织上说，你们不能都走啊，学校里做学生工作的干部，都走了怎么行呢。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大量的人才。同学们既要有应征参干、保卫祖国的准备也要有留校安心学习、建设祖国的准备。后来，一部分走，一部分留。参干的同学踏上了新的光荣征途．我们这些根据组织决定留下来的同学，为准备建设祖国而顽强学习的积极性也更高了。这件事对我的人生观是一个考验，它在我心里又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进一步加深了对个人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的认识，树立了学好知识、为国家民族前途贡献力量的志向。我大学毕业两年就当上了科级干部，而且常常被选为先进工作者和党团干部。但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我在科长岗位上整整工作了18 年。然而，我不但对此毫无怨言，而且总是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我想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当中，并不只是我，许多人也都是这样的。为人民做事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而不是做官。
第二是求知。在大学里不仅是学到一些知识，更主要的是掌握求知的方法，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我是爱学习的，而我们的老师中也有很多大师，让我受益匪浅。像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望道，本身就是一位修辞学大师，后来担任了校长。我的国文老师方令儒，可以说是大儒。话剧界的泰斗洪深也是文学院的老师。还有像教中国通史的周谷城及周予同、郭绍虞先生等等。给我们做讲座的大师、学者那就更多了，有马寅初、顾准、曹漫之、许涤新等等。听他们讲课，我感到他们的学问真是太深厚了。还有一位政治老师是我终身难忘的，叫王中，后来成为了新闻系主任。他是为人非常好的一位老师。这些杰出的老师给我的影响很深，所以后来我分管教育的时候就提倡，教授以及造诣比较深的教师，一定要给本科生上课。这样的老师不但能给学生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还可以教会他们怎么样来做学问，怎么样来终身学习，怎样做人。这样的老师在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上是很有帮助的知识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充实，所以我在复旦的求知除了学习知识，另一方面还学会怎样运用这样一种能力。
第三是做事。这分两方面，一方面，我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学生会副主席，作为学生干部，社会工作相当多。那时候是组织推荐我们出来竞选，但也是要选的，同学们还给我们这些人画个像，然后你再去做竞选演说。竞选的标准首先一条，功课怎么样。如果功课不好，没人选你。 所以我们这些学生干部压力都很大，本身社会工作这么忙，功课还要说得过去。前些日子我到母校去做了一个关于“音乐·艺术·人生”的讲座，学校把我的学习档案找出来，复印了一份作为纪念品送给我．我看了一下，大多数课程都是80 分以上。总体来讲，从中学到大学，我的成绩都是中等偏上的。同时，我兴趣和爱好十分广泛，可以说知识面比较宽，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学一学。如果什么事情我没弄清楚，我就会一直记着它，一定要把它搞明白。总之，做社会工作，对我的帮助很大。可以看到，毕业以后，能够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的，大都是学校里社会工作的积极分子。
我学习的是工商管理。那个时候“商”并不是很吃香，我考进去的时候系名叫“工商管理系”，毕业的时候改成了“企业管理系”。当时的工商管理与现在的MBA 不一样。除了学管理、学经济、学财政、学会计，我们还学工。学工，不但在书本上学，还有实习工厂，那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阵地。那个时候复旦没有工科，只有我们系有一个实习工厂。实习工厂里的设备非常老，是皮带机床。皮带机床比现在的数控机床更难操作，因为要全靠自己的手、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计算来取得产品的精密度。我们很喜欢到这个实习工厂里去干活，车、磨、刨、铣、钳，没有一样不干，而且要做出产品来。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望道原来坐的一辆美国的旧汽车太破了，后来政府就给他换了一辆苏联的新汽车。陈望道主任就把那辆旧汽车交给我们实习工厂用来实习。正好我们老师徐子荣是搞机械的，对汽车构造很熟悉，如鱼得水，就教我们拆汽车、装汽车。这一点后来对其他同学可能没什么用，但毕业以后我去参加筹备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这门手艺对我非常有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又能动脑，又能动手。
第四是做人。我们在学校做学生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团结广大同学。尽管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老同学的关系仍旧非常好。我做学生工作还结识了许多外系的好朋友。同学之间团结友爱，很有感情，所以分别的时候，大家真是依依不舍。
母校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 上的这句话实际上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即使离开了学校，我也是按照这条校训来要求自己的。
说到博学，在大学里念书主要是给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有一些。我们那个时候比较注重博学，学的东西不是马上对号人座都能用的。我觉得大学本科的学习还是要博一点，基础知识方面要丰富一点，它能为将来继续学习打下好的基础。专业面太窄，别的都不懂，很难成为一个高素质的人才。
笃志，对我来说，就是坚持自己的意志。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看准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有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立志要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切问。就是要好问。我始终认为，学问学问，一个是靠你自己学，一个就是要敢于问，善于问，要不耻下问。
切问近乎思，善子思考才能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能够帮助自己进一步思考，得到解答。
母校的校训在我的思想上是真正起了作用的。在国务院工作时，我有自己的小课堂。时间有限，我尽量挤时间学习。我还把遇到的问题记下来，请一些专家、教授来帮我解答，请他们给我上课。我到现在还在请人给我上课，当然不是为工作了，是为自己的兴趣。任何东西，不在乎全，而在乎真正把它当作自己的指导，身体力行，那就有用了。因此，我们不要只是把校当作一种口号，而要真正拿来指导白己的思想、学习、工作和为人。
今年是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经过100年的发展，我们的母校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在这里，我想送给母校的师生四句话：德智体美四育全面发展，继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奋斗。 其实我提出的这四个希望，也不仅仅是针对我们复旦的。
第一，普遍而言，我们的高等教育真正要做到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全面发展还不太容易，但这一点很重要。这不是我们的“发明”，是蔡元培他们首先提出来的，他们算得上是真正的教育家。德智体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个高素质人才，这四方面都应该具备。一个大师没有文化背景，没有探厚的文化功底，这是难以想象的。不要说古代，看看近现代的一些大师，都有这样的规律。
第二，继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这一点，现在应当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1952 年，我们国家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建立了一些专业较窄的学院。在那个时候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它能够迅速培养一批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专业人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还用这种模式来培养人才，就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了。所以20 世纪90年代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复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它有进一步提高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各学科互相交叉、互相融合，能够产生更多的成果。
第三，应当强调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学科综合是复旦的优势，它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培养高素质人才，就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因材施教”；就要让学生在一个学科综合、学术水平较高、充满团结合作精神和“百花齐放”的氛围中接受熏陶和影响；就要加强学生的实践锻炼，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第四，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奋斗。这个口号不能不提，我们国家总得要有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复旦也要坚持这个目标。但是不管一流也好，高水平也好，都要注意一个问题，要有特色。就像唱京剧，成为名剧必须要有名段。一出京剧里面每个段子都差不多，没什么突出的，那叫什么名剧？所以复旦在过去传统的积淀、知识的积淀、文化的积淀、风气的积淀这些好的基础上，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学校整体高水平中还要有一些拔尖的、能够在世界上立足的学科。中国的高校，不管是多学科还是综合性大学，都要有办学特色，不能千校一面。复旦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采访整理，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