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统计学系肖志国副教授谈——

量化评估为自贸区“保驾护航”

　　日前，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肖志国带领的研究团队，围绕定量评估我国对外投资贸易政策（尤其是自贸区政策）的分析工具的开发、应用和最新进展等问题，在国内首次对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的非关税措施进行了大规模的等价关税的测算，基于最新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和数据库建立了一套系统评估自贸区宏观经济影响的分析工具系统，将为自贸区建设“保驾护航”。
　　
从WTO向全新投资贸易体系转变

　　为什么要研究对外开放战略？肖志国告诉我们，先从外因看，当前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从产业方面来讲，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制造业地位可能慢慢在削弱，新能源、智能化制造以及数字化服务成为新的生产服务核心力量。其次，服务贸易在最近一二十年内迅速兴起，成为国际贸易一个主要的支柱力量。最后，全球投资贸易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重点由贸易规则变成投资规则，贸易格局由多边为主，变成了以双边、诸边和区域为主。以前世界各国主要在WTO（世贸组织）体系下进行贸易。然而近十多年来，全球的生产方式和投资贸易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决策的低效性，WTO原有的规则体系却多年没有发生变化，这使得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始在WTO之外主导形成新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TPP与TTIP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再来看内因，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经济数据一度明显大增，但到了2007年左右，中国的潜在GDP增长率曲线开始往下走了。肖志国指出，“一方面中国加入WTO的红利在不断削减，另一方面它带给我们的改革动力也减弱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深水区，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的风险。这也使得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对外开放战略，以新一轮的开放来促进和倒逼国内的改革。”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肖志国所带领的“技术支撑：专用分析工具的开发、应用与维护”课题，成为商务部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建设的“全球贸易投资咨询中心”国家级平台的首个大型部市合作决策咨询课题“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子课题之一。就在今年6月，课题研究正式结题。
　　
当非关税措施成贸易投资阻碍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对进口商品进行管控的措施分为两类。一类是关税，就是直接对进口商品收税，通过增加价格，起到减少进口、保护国内产业的作用。第二类是指除了关税之外的其他所有可能会影响贸易的规章、制度和措施，统称为非关税措施（以前称为非关税壁垒）。

　　肖志国表示，在全球关税水平逐年降低的大趋势下，对贸易投资阻碍最大的其实是非关税措施。世界贸易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18年间，美国的平均关税从8%降到4%，中国的平均关税从23.6%降到9.8%。而全球范围内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势必将进一步加快关税递减的速度。比如：去年7月，我国和瑞士签订了中瑞自由贸易协定，要求瑞方对中方99.7%的出口商品立刻实施零关税，中方也将对瑞方84.2%的商品最终实施零关税。另外，美国主导的两个庞大的自由贸易区TPP和TTIP谈判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这两者均以实现区域内所有商品零关税为基本目标，一旦达成，将显著降低全球的关税水平。

　　与此同时，由于关税水平的不断下降，一个国家想通过关税来调节贸易的话，能发挥的作用已经比较小了，“不是说没有，在一些敏感性行业里，关税肯定还是一直保留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非关税措施的出现不再是以往的贸易保护主义目的，而更多是与公共政策相关，这使得非关税措施不仅不会消失，反而其复杂性和多样性还会增加，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也会不断增强。“其实，中国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大核心的制度创新就是推动贸易便利化，这就意味着通过改革把过去一些阻碍贸易投资的非关税措施去除，或者是在政府职能上把多头管理转变为统一监督，也能把阻碍作用予以减弱。”他说。
　　
减免非关税措施将有更大效应

　　由于非关税措施涉及的种类非常复杂，并且在不断演化，直到2013年才由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分类方案《非关税措施的分类：2012版本》，将非关税措施分成18类，包括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金融措施、知识产权等。

　　“我们根据最新的分类规则和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对我国的货物贸易的非关税措施进行了分析。”肖志国表示，“中国的非关税措施主要集中在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两项占了全部的95%。”和其他国家相比，就非关税措施数量而言，我国并不算多，基本和墨西哥、欧盟比较接近，但远远少于巴西。不过，我国受非关税措施影响的商品总数是最多的，这说明中国同一个非关税措施影响多个商品，以及多个非关税措施影响同一个商品的情况比较普遍，“同一个产品可能需要接受多个不同部门的管理，导致厂家会发现好多产品都要受到影响。”肖志国表示，对于上海自贸区来说，推动转变政府职能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其实，可以尽量做到合并同类项，减少重复的环节，提升贸易便利化。”
　　在服务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肖志国的研究团队经过分析发现，如果用一个指数值来刻画服务贸易的限制程度，1表示限制最强，0表示没有限制的话，那么，我国全服务行业的限制指数是0.45，从行业细分来看，限制程度较低的是建筑设计、工程、计算和建筑施工，而限制程度较高的则是法律、电信、空中运输、音像广播和专递服务。
　　
借助自贸区打造压力测试平台

　　“贸易政策的量化评估工具，尤其是我们现在做的基于量化非关税措施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方法，是支撑未来贸易谈判的重要工具之一。”据肖志国介绍，在国际贸易谈判的现场，谈判官员和专家们需要对各种贸易条款（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进行讨价还价，一个谈判方案涉及到众多贸易条款的修改，由于经济体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只有通过科学的量化模型才能比较准确地测算出一个复杂谈判方案的长期宏观经济影响。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谈判后面都有一个庞大的技术支撑团队，随时负责对贸易谈判条款修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做出量化的评估。

　　肖志国表示，在服务业开放上肯定要有战略考虑，“首先要选择开放后确实带来正作用的领域，或者是我们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不能说完全没有产业基础就盲目开放，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对国内相关行业的培育造成打击。”

　　“建立上海自贸区就是打造了一个未来全方位开放的压力测试平台，一旦新开放的领域实验了之后发现没问题，就可以很快在全国复制推广，还能为今后高端的国际贸易谈判做好准备。上海站在中国开放的最前沿，非常适合在这里完成这些测试。”在他看来，开放以下这些领域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会有促进，首先是商业服务部门，包括法律服务、工程与技术维修服务、研究与开发等；第二，通信服务部门，包括跨境电子商务服务；第三，与民众相关的医疗、健康服务部门，包括医院服务、养老、残疾人与儿童服务等；第四是旅游及相关服务，包括饭店餐饮服务、旅行社服务和导游服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