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百年办一场世博,怎样的主题才能动人心弦、名载史册。从1999年决定申办世博会起,上海市政府就开始研究主题。在整个主题研究的过程中,有关专家举行了无数次研讨,最后确定了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主持其事的有位幕后人物,叫季路德。[我在复旦管院获得硕士(1987)和博士学位(1997),作为校友,是否在这里说一说我的校友身份?]
从1998年,为上海申办世博会做可行性调研开始,(增加“到目前还在编纂《上海世博会志》”),季路德已为世博事业工作了14年。欣逢机缘,更凭才情,他有幸为推进世博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资料上看,他曾是北大荒的下乡知青,后来回到复旦任教,上海未申办世博会时,他就已经在参与世博工作。世博主题“城”字打头,这与季路德年少时“离城”、而立之年“回城”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讲起那段经历,季路德激动地湿了眼眶。
无奈的“离城”
“插队对我而言意味着一条出路,好像天地广阔、前途辉煌,但却逃不开形影相随的迷茫,不知下一步要如何走。80个上海知青成为了人生旅途中的伙伴,天真而盲目的开心着。”
1950年出生的季路德,幼时随父母从浙江温州来到上海。当时的远东大都市,在他看来却是闭塞、压抑的,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与其出生和成长环境有很大关联。
季路德的父亲是一名牧师,记忆中童年是教堂里的赞美诗、宗教音乐和虔诚祷告。“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为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圣经中的箴言,从小就深入其心,即使是说善意的谎言,季路德都会觉得忐忑不安。
由于父亲宗教职业者的身份关系,文革期间,家庭被归为不可信任一类,他本人也受到了歧视,成绩优秀的他一心想报考上海中学,却被排挤在外,无法报考。这种被边缘化,令刚进入16岁青年期的季路德产生了强烈的心理矛盾。一方面从小的宗教教育,使其拥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他求知、求真。然而,求知欲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得到满足,甚至受到极大的限制。从1966年起,季路德就失学了。 (“从1966年起,季路德就失学了。”这句话是否不要了?因为当时失学不是个人现象,是因为文革,所有的学校都不开学了。)
于是,当1968年“上山下乡”活动展开时,季路德自愿成为了第一批下乡的知识青年,坐上了开往黑龙江的列车。回忆当时的心情,季路德坦言:“我急欲改变现状,所以插队 (“插队”改为“下乡”)对我而言意味着出路,似乎天地广阔、前途辉煌,但却逃不开形影相随的迷茫,不知下一步要如何走。”80个上海知青成为了人生旅途中的伙伴,天真而盲目的开心着。
十一载农场生活
“我知道我行,我很来劲,我希望得到组织的重视,学做农活,修水利、上大兴安岭伐木,我都抢在前面。只要给我一个天地,我就好好干。”
坐了两天半的火车和一夜的汽车,才到达了农场,虽然是8月份,但当地人仍然穿着棉大衣,寒冷是季路德对黑龙江的第一印象。
之后的生活对这批上海知青都是新鲜的,季路德成为了建设兵团的一份子,跟着当地人进行阶级斗争、学做农活,修水利、上大兴安岭伐木,勤恳踏实的他逐渐得到了连队的赏识,破格入团。1972年更被安排到农业科研实验站工作——主要辅助农作物种子的培育和提高产量的研究。在那里,季路德接触了大量生物、遗传类书籍,这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来自西方的科学。
凭着这份勤奋好学,1976年他参与了五七大学的筹备工作。“其实五七大学就是从农场各连队抽人参加的农业科学知识培训班,当时我任班主任,一方面做学员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请农业科技人员来讲课。”从那时起,季路德意识到,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于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季路德就报考了东北农学院,期望走上农业技术员的道路。但因为东北农学院拥有黑龙江非常好的校舍,文革中被很多单位占了,这些单位都不肯退出来。所以考上农学院后,学校迟迟没有开学。此时,妻子期望随大批知青返沪,如季路德执意在黑龙江读书,妻子的愿望就无法实现,于是他办理了退回 (“退回”改为“退学”)和回沪手续。虽然求学之路受阻,但从1968年下乡,到1979年回沪,11年的风雨让季路德在黑土地上逐渐找回了自信。
搭上考研末班车
“回到上海后,我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张月票,因为月票代表了——我是上海人。”
回沪后,季路德顶替母亲加入了里弄加工厂,和老妈妈们一起踩缝纫机、烫衣服。读书的心愿却始终未在心中泯灭。1981年,已而立之年的季路德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增加“夜大学”)学习英语。
半工半读期间,一份《世界经济导报》引发了季路德对管理学的兴趣,这是在当时比较开放的一份报纸,通过它季路德接触到了管理科学的概念,并有了粗浅的认知。两年后,一位一起下乡的伙伴成功考取了复旦大学哲学系 (“一位一起下乡的伙伴成功考取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改为“同样为初中生的妻子的一位中学同班同学,文革后考上了大学,又成功地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在他的怂恿下,(增加“没有本科学历的”)季路德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考了复旦大学科管系(增加“研究生”),就是如今的管理学院。当时全系仅两个专业,一个经济管理,一个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对数学要求比较高,经济管理则相对偏文科,季路德选了经济管理。当时的考试科目是外语、政治、高等数学和专业课。前两项对本身在华东师范大学读英语和插队下乡十余年的季路德来说都不是难题。然而,后两项是他的致命伤,于是他给自己制定了备考计划,请来导师辅导,甚至邀请导师与自己同住,经过四个月不懈准备,季路德搭上了研究生考试的末班车 (“季路德搭上了研究生考试的末班车”改为“1984年,季路德通过了研究生考试,搭上了攻读研究生的末班车”)。
那一年,季路德34岁。
回忆起学校生活,季路德拿刚到农场时的感受做比较,同样的面对一片新天地,同样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时的经济管理专业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工业经济,一个是企业管理,季路德选择了企业管理方向。1987年毕业后,37岁的季路德踏上复旦讲台,他对学生讲:“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份(增加“正式”)工作,我很珍惜。我在你们的年纪失学了,今天你们不应该再有这个经历,我希望和你们一起合作,为你们的成才而努力。”凭借这样的热情与投入,工作半年,季路德被评为学校的优秀思想 (“思想”改为“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1992年,管理学院组建财务学系,季路德出任副系主任。
走上了世博舞台
“我总被一股力量推动着去努力实现每一个目标,然后就像是回到了去往黑龙江的列车上,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那是一种盲目的兴奋,但我知道等着我的是一片新的天地。”
季路德在管理学院任教9年,从研究人转为研究财,但他却认为自己缺乏企业工作经验,讲课内容脱离现实。1994年(“1994年”改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的外经贸系统发生变化,从之前的收购子公司商品统一出口,到大外贸格局,即生产厂家可不通过外贸公司,自行出口,于是,外贸企业受到巨大冲击。为此,(增加“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组织学者调研。时年44岁的季路德 (“时年44岁的季路德”改为“1966年,时年46岁的季路德”),加入了这场调研活动,希望通过此举,真正走上社会,开另一片天地。
于是,季路德成为了(增加“市”)外经贸委研究室的一位班子成员。时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终谈判,开放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服务贸易,外经贸委成立了服务贸易处,季路德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改为“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展览是服务贸易中的重要分支,正因如此,季路德逐步走上了世博舞台。
从1998年受市领导委托为上海申办世博会做可行性调研开始,到为期三年的申办世博汇报材料和酝酿世博主题,再到参与整个世博会的主题演绎,季路德逐渐形成了对主题展览和城市化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十一年的插队 (“插队”改为“下乡”) 生活,让季路德有意识地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世博会主题联系起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只此一招,就让国际展览局的专家们觉得上海世博的主题说通了 (“只此一招,就让国际展览局的专家们觉得上海世博的主题说通了”改为“这样的联系,让国际展览局对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有了更多的认同”)。
申办世博和酝酿主题的三年是最艰巨的时期,时任申办办公室综合部部长的季路德负责申办阶段的所有重要文字工作,但他却说这是人生最舒畅之时,彻底放开手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感发挥到极致。“我似乎总是被一股力量推动着前进,我努力地为实现每一个目标而努力,目标达成后,我总像是回到了去往黑龙江的列车上,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那是一种盲目的兴奋,但我知道等着我的是一片新的天地。”
对话季路德
世博记忆
“1998年,上海市委请 (“上海市委请”改为“上海市领导要求市”)外经贸委就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做可行性调研,我牵头此项工作。当时,我连世博会是什么都不知道。为了做功课,我特地去北京向负责之前历届世博会参展工作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了解情况。回沪后, (从“我牵头此项工作”到“回沪后”这一段话,改为“我参与了此项工作,和同事一起,通过调研,”)就国际展览局的成员单位、申办世博会的程序、申办工作形成了具体报告。1999年的2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和市长徐匡迪做了批示,结合浦东博览中心的建成,争取承办2010年世博会。同年5月,申办工作筹备小组成立,办公室设在外经贸委。至此,我与世博结缘。”
Q:2002年12月,在摩纳哥小城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了2010年世博会举办地的投票表决,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季路德:
紧张的气氛依然记忆犹新。
申办世博对每个人而言都是艰巨的任务,一切从零开始,经历了三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9年开始酝酿决策,上海为什么要申办世博,这个问题既要想明白,也要说清楚。我在第一阶段的工作就是起草官方文件 (“工作就是起草官方文件”改为“主要工作之一是起草上海就申办世博会向中央的请示”) ,先报外经贸委,再报市政府研究室,最后由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签发上报国务院。那段时间,一支笔唤醒了我的激情和灵感,在申博的三年里,我先后为各级领导起草讲话稿140多篇,主编申博简报200多期。我的电脑,成为了世博的资料库。(这句话删掉)
第二个阶段申博工作全面铺开,成立机构,确定场地、规划主题、草拟申办报告、国际宣传等各项工作。至2002年3月国际展览局来上海考察,将这一个阶段的工作推向高潮。
第三阶段是拉票的冲刺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从国家主席到(增加“我驻”)各国大使都做了大量工作。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准备,我们逐步相信中国有能力,也有决心办好世博会。越来越想在投票表决时胜出。
(增加“2002年12月3日,”)国际展览局对2010年世博会举办地的投票表决在摩纳哥蒙特卡洛的会场大厅举行,只有国际展览局官员和89个国家的投票代表才能入内。我等在门厅处,不停地与场内人短信往来,互通信息。 (“与场内人短信往来,互通信息”改为“把了解到的投票情况报到国内”)
与我们竞争的是韩国丽水、俄罗斯莫斯科、波兰弗洛兹瓦夫、墨西哥克雷塔罗,这是有史以来世博会申办国家数量最多的一次。共计四轮投票,每一轮淘汰一个城市。第一轮,波兰弗洛兹瓦夫仅获两票被淘汰。第二轮投票在剩下的四个城市 (“城市”改为“国家”)中展开,墨西哥克雷塔罗被淘汰。而韩国丽水后来居上,与中国的差距从第一轮的8票缩小为4票,场外都能听见韩国人的欢呼声,所有中国人都神情凝重。第三轮投票出了故障,结果作废,过了很长时间才从大厅里传来结果——俄罗斯莫斯科被淘汰,上海与韩国丽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到10票。最后,两市 (“市”改为“国”)对决,韩国丽水以20分 (“分”改为“票”)的差距败给了(增加“中国”)上海。
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改为“当地时间下午3点10分”),时任国际展览局主席吉尔斯·诺盖斯宣布:“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城市是——上海。”随着一槌定音,我从门厅冲了出来,即使当时已经是上海的深夜,我也要打电话把喜讯告诉朋友、告诉家人,如果可以我甚至希望可以告诉每一个中国人。
我还记得,投票结束后,申办工作组的成员拉着大红旗,像孩子似的在地中海边奔跑的情景。有人在哭,有人在笑,庆祝那一天的胜利,也纪念我们三年的努力。
Q:主题演绎在整过申博工作中的意义是什么?
季路德:
上海胜出,主题演绎是关键!主题既决定有多少支持国,也决定了有多少参与国。
从1999年开始到2010年,主题演绎的工作贯穿整个世博会的始终。
1999年决定申办世博会起,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就开始研究主题。总结了主题选择的9条原则,从32个提名主题中初选3个,其中两个与城市有关。同年11月,时任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的菲利普森在访问上海时,提出了10条主题表述,每一条都包含城市与生活。在整个主题研究的过程中,我参与了无数次 (“我参与了无数次”改为“经过多次”)专家研讨,最后确定了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但是,主题却引来了歧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斩钉截铁的因果关系,而“Better City,Better Life”条件为先,(如果有)更好的城市,(当有)更好的生活,中英文表达有异,甚至有人唱起了“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反调。
不管面对多少言语、议论、牢骚、抨击和批评,我始终对这一主题深信不疑。尽管城市生活不尽人意、但越来越多的人事实上选择在城市生活。数据可以为凭:1800年,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迅速攀升到了29%,而到了2000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迁入了城市。2012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13.5亿中国人的51.27%常住城镇。
基于对主题的坚持和信念,我 (“我”改为“我们”,这么丰富的深化,决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 对主题进行了两次深化,第一次深化找出 (“找出”改为“提出”)了城市美好的四大理由 (“四大理由”改为“五个理由”),经济、文化、科技、社区、(增加“城乡一体化”),并由此引出四 (“四”改为“五”)个副主题。第二次深化是在我们向国际展览局提交《注册报告》之后,只有在报告中明确了主题演绎的定位,才能向参展各国发出邀请。国展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先生对我们提交的最初文本不满意,提出180多个问题要求修改。我带领团队用两周时间昼夜苦战,最后终于在国展局执委会会议上让中方《注册报告》顺利过关。我有意识地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世博会主题联系起来,只此一招,执委会的专家们就觉得上海世博的主题说得通了。(这一段话不要了,这不是主题深化)
第三 (“三”改为“二”)次深化我提出, (“我提出”改为“我们进一步明确”)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有前提的,必须要处理好人和人、人和城市、人和环境的关系,这句话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方向。我们生活的城市也许真的不够美好,但不能因此质疑“城市可以让生活更美好”,关键在于道路和方向在哪里。通过三次深化解除人们对主题的质疑。(这一句话不要了)
Q:世博园区的选址几经更迭,最终为何选在位于南浦大桥与卢浦大桥之间的黄浦江两岸滨江地带?
季路德:
在我们确定最终的选址前,经过了五 (“五”改为“三”)次更换。
1999年5月,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增加“召开会议,”)为申办世博做出四项决定。第一项,外经贸委成立申博办公室;第二项,发展研究中心负责规划主题;第三项,上海外事办公室组团考察德国汉诺威和日本爱知世博会,并出访巴黎,与国际展览局沟通;第四项工作就是请上海规划局分析(增加“浦东”)花木地区是否可以成为世博会的会址所在(“所在”两字删掉)。
早在80年代,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就有过申办世博的想法,并把园址规划在了花木。但十余年后的花木早已不是当时的摸 (“摸”改为“模”)样,可用作展览的面积仅为0.9平方公里,远远无法满足世博会址的需求。
之后,我们在浦东的黄楼、松江和崇明之间权衡。松江的优势在于江浙两省交通便捷,而且作为上海的起源,能够全面反映申城历史。缺点是偏居一偶,无法与上海其他地区形成互动。崇明的问题在于交通和当地的基础配套设施。浦东的黄楼凭借距离市区和机场的地理位置优势成为当时较理想的选址。
然而,2001年市委领导突然提议换址。
促使这次换址的是6位法国学生。他们来上海参加以“2010上海世博会”为主题的城市规划设计大赛,在这次规划设计大赛中,6位法国学生首次提出了上海世博会沿黄浦江布局的特别创意,他们以河网的概念,将上海的过去、现在、将来串联在了一起。虽然这一方案不符合世博会对封闭场地的要求,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世博会址一定在黄浦江边。
黄浦江是一条20多公里的河带,作为“两个中心”建设的核心区域都在其沿岸,北外滩将成为国际航运码头,外滩和陆家嘴作为上海的新老金融中心隔江呼应,自北向南,浦江的繁华到了南浦大桥却嘎然而止,江南造船厂,(“,”改为“、”)上钢三厂等旧厂房,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结构转型,而逐渐成为了城市的斑驳。必须依靠大项目的带动才能使这样一块5.28平方公里的土地重获新生。
就这样,世博园区的选址几经更迭,最终确定在了位于南浦大桥与卢浦大桥之间的黄浦江两岸滨江地带。
Q:主题和场地确定后,主题演绎进入到从抽象到具象的展示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克服了哪些困难?
季路德:
这一阶段的困难就是主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和演绎?
从2005年起,我所负责的主题演绎部,在组委会聘请的主题演绎顾问的指导下,通过长达3年半的时间,确定并完善了中国馆、主题馆的展示概念框架,为主办方展馆的落地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与各国际参展方、参展企业和国内各省区市就其展馆的主题陈述、展示方案等进行深入沟通,协助他们完成各自展馆的主题演绎。
这其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以乌克兰为例,它在主题演绎报告中称乌克兰将做到能源独立,乌克兰的基辅是斯拉夫民主文化的发源地。这一概念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乌克兰长期就天然气问题与俄罗斯的矛盾和对峙,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我 (“我”改为“上海世博局”)需要出面避免这样的矛盾出现,我们将此称为“敏感内容处置机制” (此句改为“到了世博会开幕前,防止在展览中出现政治、宗教、文化冲突的任务越来越重,为此,世博局成立了“敏感内容协调机制”,我负责的主题演绎部承担了机制的日常工作”)。
主题演绎部的职责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主题研究 (“研究”改为“沟通”),我需要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三次深化和五大副主题向所有参展方解释。第二个是主题演绎 (“演绎”改为“表现”),即展馆的设计和策划,这是主题具体化的过程。所以,主题演绎部虽然没有单独承担项目建设工作,但却和所有的项目有关。
Q:上海世博会提供了一个案例,把主题展的概念带入了中国,究竟什么是好的主题展?
季路德:
在一个信息化的社会,政府和民众的沟通更多不是通过文件和命令,而是通过艺术。比如通过主题活动,其中以主题展为最主要的方式。
上海世博会提供了一个案例,但主题展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体制。
以电影为例,体制明确。从微观讲,导演、制片、投资者、演员职责明确、任务明确。从宏观讲,电影工作者,评论家、观众、(“、”改为“,”)整个产业链中的角色清晰。正因为职责明确,影评家可以让电影叫好,观众走进影院可以让影片叫做 (“做”改为“座”)。这样的体制让电影有了好与劣的标准,产业得以前进。但是,主题展没有这样的清晰分工,整个体制依然混乱。
不仅是电影,无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成熟的写作队伍、创作队伍和评论队伍,但主题展却没有。国内愈来愈多的城市热衷于开办主题展,城市规划馆(“,”改为“、”),科技馆,(“,”改为“、”)博物馆都以主题展的形式出现,它们不以商品销售为目的,只展示理念和想法。规划和建设主题展的投资巨大,但对于主题站的评论队伍和标准却远没有成熟。
主题展是一个艺术品的创造过程,它是一种理念的表达形式,电影、美术、雕塑、歌曲、小说、空间都是它的展现形式。必须把主题展策划,看成是类似于电影艺术的创作过程,要有脚本、导演、制作和评论队伍。这样才有可能诞生好的主题展。
Q:作为主题演绎部部长,组织和管理这样的临时性部门有怎样的困难?
季路德:
主题演绎是整个办博过程中最缺少经验、最没有先例可援引的工作环节。我带领的主题演绎部成员年龄结构轻,人员变动大,每当 (“每当“改为“常常是”)一个项目基本定位之后,骨干人员都调任新成立的部门中实现工作的延续,老员工要带队新近员工延续主题演绎的任务。工作以任务为导向,这些任务存在于某个具体的项目,涉及面非常广,比如有人负责国内参展商,有人负责国际参展商,有人负责主题宣传,有人负责编撰世博简报等。
十余年来,尽管承担这个条线工作的部门多次更名和任务调整,我始终在这个岗位上努力。在这其中我始终秉承管理的本质。
我认为,每一个组织成员都有自己的目的,如果没有目的,那不是真正的管理,而是控制。管理的本质是把不同人的目的融合为同一个目的。个体之间的差异造成了融合的困难也正是管理者的痛苦。从个体差异产生的原因看,无外乎两条,一个原因是信息不通,不了解情况,另一个原因是利益冲突。我想办法避免差异的产生因素,比如提高信息的沟通效率,或是兼顾整体和他人的利益,以此为整个团队树立共同的目标。因为主题演绎部没有机会单独负责某个具体的项目,所以组织成员都很积极而团结地参与到每一个展馆的主题演绎中。
2008年,主题演绎部被评为“上海市标杆青年突击队”和“世博局系统优秀青年突击队”;2010年,主题演绎部被市委和市府授予“上海世博工作优秀集体” 荣誉称号;在北京获得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Q:从主题规划、深化,再到演绎,经过这样一段经历和摸索,对于人和人、人与城市的关系,是否有更深刻的理解?
季路德:
当代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包含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城市化来实现。
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确存在,但现阶段的存在是正常的。作为一个大农业国,要向现代化的工业国、科技大国转型,蜕变将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管理模式的蜕变。欧美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共同进行,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些在当代中国都没有出现。
第二个是贫富差别的蜕变,中产阶级逐步扩大,农民失去土地到城市里无处安家,而城市里人们又感到原有资源被剥夺,在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分配机制不平衡造成了贫富差距。
然而,人,是城市的细胞、是灵魂;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地球和城市未来相互依存,“城市时代”即将到来,我们不会停止对于“理想城市”的追求,但应好好研究“城市化的道路如何走”。在这个过程里面,人和人,人和城市的关系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谓“城市化”,不是一个高楼大厦建造的过程,而是一个人转变身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