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蔡史印的履历表上贴满了名校和世界500强的标签：毕业于复旦国际商务管理专业，在美国读的MBA，就职过西门子、罗兰贝格、通用电气……如今，她的身份是中国“黑暗中的对话”（Dialogue in the Dark，简称DiD）的创始人和CEO。她尝试将商业规则嫁接到公益组织中，形成了行之有效且可供复制的运营模式。自负盈亏，公益得以规模化和持续化；不以公益标榜自身，公益的社会影响力反而更为强大。
对于蔡史印而言，公益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观念：“倘若每个人心中都让世界变得更好、更干净的观念，从社会责任的视觉去思考问题，那么无论身在何处、从事何种行业都不要紧，因为他已经把公益当成了自然。”
从复旦开始的进阶史
“我从小别的也不会，只会读书，初中时就明确了将来要读复旦的目标。”说起选择复旦的缘由，蔡史印的回答很简单：不希望离家太远，又不想留杭州，坐落在上海大都市的复旦便成了最好的选择。“我和父母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学校不是最重要的，学校所在的大环境更重要。外部环境决定着个人的视野，和‘水涨船高’同一个道理。”
刚入复旦，蔡史印就遭遇了一次很大的打击：第一回的英语摸底考，全班四十个学生她考了二十多名。对当时的蔡史印而言，这不啻当头棒喝，巨大的落差瓦解了中学生时代的骄傲。但打击同时也成了前进的动力：因为看到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才会有新的目标和新的高要求，并为之努力不懈。一年之后，她考到了系里的第一名。
1997年，瑞士圣加伦论坛第一年有中国学生参加。上世纪末，“交流”还未成为流行趋势，去趟香港都很了不起，去瑞士简直是遥远到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论坛的通知发到了班级所有同学手中，但只有蔡史印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韧劲投了稿。“也许是性格使然，我总觉得不试的话永远也不会知道结果，试了也没什么损失。”这一次尝试带来的结果令蔡史印至今难忘：“整整三天，和全球顶尖企业的CEO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我再次意识到自己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平，无数的可能性在我眼前展开。”
这也影响了她毕业后的个人发展。怀揣着一叠托福、GRE、GMAT证书，蔡史印踏上了申请出国之路。1998年3月，纽约州立大学派教授来复旦选拔学生，早上面试、下午面试，当天宣布结果。“你根本没时间准备，教授也不看你的成绩，就看你当天的表现，是一次主观性非常强的考核。”短暂而漫长的一天过去，蔡史印的命运就此改了走向：她拿到了该校MBA项目的全额奖学金。“这是我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某种程度上也是我慢慢走到基督教信仰上的原因之一。你永远无法把握自己下一步会在哪里，主会告诉你。”
以复旦为起点，蔡史印开始了人生的进阶之旅，一步步抵达更高的自我。“如果没有复旦，我也不会拥有这么多机会去让自己开阔。母校给我的记忆一直是很好的：南京路，梧桐路，浓郁的学术氛围，还有条件艰苦的东区宿舍。”蔡史印笑着感慨，“你这一辈子再也无法拥有四年的时光和五个女生天天在一同一个寝室，天天吵架了。”
为每个人建立属于自己的“黑房”
2008年，蔡史印辞去通用电气基础建设集团亚太区首席技术官的位子，经营起自己的时尚服装品牌。一年后，她结识了藏盲文发明者、盲童学校校长萨布瑞亚·田贝肯，和盲童们在一起的时光强烈地触动了她。“我是个非黑即白的人，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会接受不了。”流着愤青血液的蔡史印常在微博上发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历的丰盈，她渐渐发现，“不止要说，更要做一些实际的事去推动‘让社会更好’这个进程，需要改变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偶然的一次机遇，蔡史印在德国体验了“黑暗中的对话”（dialogue-in-the-dark）。她敏锐地觉察到，这就是自己在寻找的“公益的出口”：一方面，DiD所针对的不是视障者，而是所谓的健全人；另一方面，社会企业的形式使公益得以自负盈亏，从而可持续运营。正好当时DiD也在寻找一名首席运营官，双方一拍即合。任职短短一年内，蔡史印促成了DiD国际网络的建立和巩固，这使得全球各地的体验馆、工作坊等多种模式和经验得以相互借鉴、分享。2011年，蔡史印回到中国投资，以创始人的角色实现了中国DiD的落地。
总体来说，DiD提供的是一种暂时关闭视觉的崭新体验。参与者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由视障培训师引领，进行一系列活动和培训。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健全人看不见了，视障者 “看见”了。原本的弱者变成了超人，视障者帮助明眼人行走、穿越街道、找到椅子坐下、冲泡咖啡、传递物品等等，协助他们讨论并完成种种在光明中看似容易的任务。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不但看见了视障者的长处，也看见了视觉消失后内心真实的自我。由此，世界被重新打开并赋予更深刻的意义。
正如蔡史印所说：“视障者和健全者各有强项和弱点，关键是处于怎样的环境中。进一步要考虑的是，我们是否应该为每个人建立属于他自己的‘黑房’？人有那么多类型，主流社会对精英的定义通常却是一类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多元化的环境，消解既有的偏见和歧视，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找到最适合自己、最能让自己快乐的位置。”
公益是无处不在的“自然”
近年来国内对公益的关注不断升温，但蔡史印对此始终保持着警惕的态度。在她看来，目前多数人仍停留在公益的初始阶段，即为了自我救赎和自我满足而做公益。然而这种情绪是带有一定危险性的，当志愿者把自己放在一个高尚的角度，从道德优越感的高处自上而下去帮助他人的时候，彼此已经不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了。“一旦你带着施舍的心态在公益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会衍生出更多社会问题：别人把你当救世主，你也以为自己是，慢慢地自负感出来了，性质也变了。”
这也是大部分公益组织存在的问题。由于缺乏资金，公益组织80%-90%的精力都花在了向外界筹款上而非做实事上；由于缺乏年度预算、收益计划和长远的目标策略，公益往往难以做大，难以真正成长。“中国最大的公益组织是恩派，有250名员工，了不起了吧？可是对比商业企业，250人只能是小企业。为什么规模差这么多？归根结底是理念不对。当我们觉得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走的路子反而偏了。公益是什么，公益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种观念的养成；不是大家都去做义工，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有这样的思维：去改变这个社会，影响周围的人。只有当你从有意识的自我满足上升到自觉自然的状态，你才懂公益是怎么一回事。”
以前，蔡史印会说自己是做社会企业的，如今她只笑笑，“我是做企业的”。当下社会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和争论依然很大，主要分左中右三种观念，左派寻求社会企业的纯粹化，右派支持社会企业的商业化。蔡史印明确表示了右派的立场：一方面，只要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都可以是社会企业。一个企业不偷税漏税，就是有社会影响力；一个企业只雇佣应届生，将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从头培养到成功，也是有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社会企业当然可以分红。只有它变成一个商业行为，商业投资才能进入到社会企业的窗口，社会影响力才能有保障。”当下，社会影响力投资占整个商业企业0.01%不到，倘若这个比例上升到1%，整个规模便完全无法想象。
做公益难，不以公益的姿态做公益更难。从雇佣第一名全职员工到拥有一支61名员工的团队（其中41名是视障员工）；从建立第一个上海办公室到成都体验馆的开幕，蔡史印倾注了不少心血，也呈现出不小的野心：“2014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我们要从一个小企业向中型企业转型，建立第二、第三家体验馆，包括咖啡馆在内的几条业务线也会启动。”蔡史印已经构想好了DiD十年内的蓝图：“我希望DiD成为一个品牌、一个综合体的企业，它会深入人心。黑暗中对话应该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同理心的教育是每一个青少年都应该接受的。视障者和健全人并没有本质不同，我们现在已经慢慢让视障员工们加入到我们的管理团队中了。将来，我们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说到这里，蔡史印眼中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