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上海，天气微凉。飒飒的秋风预言着收获季节的到来。路上，我还在思考要如何面对这位市场学泰斗级的大师。没想到，敲开房门，师母便笑盈盈地迎了出来，年近8旬的顾老师坐在沙发在聚精会神地对着电脑下围棋。看到我，他抬起头，亲切地招呼着，一股暖流顿时漫溢心间。

 师之大者，为学为人。顾老师作为最早研究中国市场的专家，可谓学界大师。半个世纪以来在管理教育教学战线辛勤耕耘的他，为我们定格了一种可爱、可亲、可敬的大师形象。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让我们跟随他的记忆，一同体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智慧与激情！

响应总理号召上大学

     顾老师祖籍在浙江上虞，1930年出生于上海。50年代考上了上海财经学院。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着实不易，顾老师笑呵呵地说：“我们呀，都是响应周总理的号召考大学！”那时，新中国刚刚起步，大学教学条件远远不及现在，但青年学子们怀着建设美好祖国的一腔热情，学习劲头十分昂扬！顾老师学的是工业经济企业管理。正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重视经济的发展建设”最需要的。

后来的院系大调整中，上海财经学院合并到社会科学院，财经学院撤销，顾老师拿到了上海社科院的文凭。再后来，财经大学又恢复。“改来改去，又兜了个圈子！”顾老师笑谈。就在这场院系大调整的过程中，上海财经大学、社科院的很多老师归并到复旦大学，大大增强了复旦在经济管理专业的实力。1972年，顾老师从华东化工学院调到复旦大学，任教于经济与企业管理系，隶属经济系。随着1976年四人帮的被粉碎、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成为一个新的概念出现在人们视野，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顾老师欣喜不已。那时，正值学校的培训中心邀请美国教授来讲学，一下子打开了他市场经济的视野。他坚信这一新鲜的名词定会在当代中国掀起波澜，不仅带来市场的繁荣，更将发生转折性的改变，研究市场是天经地义、势在必得的新方向。这一思想上的碰撞，让顾老师深深扎进了市场研究的领域中。80年代郑绍濂等远见卓识的教授组建管理学院，出于对中国市场学研究的热爱，顾老师从此在复旦管理学院扎下了根。

鞍山路上一盏长明灯

起初的管院，条件极其艰苦，甚至连一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更别提教材了。面对着学生缺教材、老师缺内容的严峻现实，顾老师决心自己编一套企业管理学的教材。于是，在鞍山路那一间小小的斗室里，便亮起了经久不息的长明灯，那时候的他晚上经常要熬到深夜两三点，第二天早上八点便要骑车去学院上课。顾老师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完全不顾自己身体的劳累。一年后，100多万字的宏篇巨著《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完成。

虽然疲惫，但顾老师依然干得起劲：“我们那时完全是义务劳动啊！”顾老师打趣道。确实，那时候编教材，非但没有稿费的，还要在政治上多加注意。改革开放带来思想解放，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枷锁都被解除掉了。1984年，国家经委要培训全国的厂长经理，指定顾老师撰写教材。顾老师清楚，当时中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编写关于市场经济管理的教材，在措辞上稍微不小心，就会招来“资本主义尾巴”的嫌疑。“当时北京有一股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潮。《市场学》特别难写。我写得很辛苦，每一个字都要挖空心思，反复推敲。不能有一点点资本主义的味道！”基于此，顾老师字斟句酌、谨言慎行。翔实、客观地分析市场经济中企业管理的策略、方法，并详细叙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如何进入市场经济的路径。30多万字的《市场学》完成之后，国家经委请专家来评审，一致通过，并指定为全国、厂长经理培训的统一教材，还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到现在，一共发行了500万册。被全国厂长和经理、各个学校管理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企业班的同学们都将此书奉为经典教材。多年来，顾老师笔耕不辍，由他编撰出版的管理学著作可达20余种，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顾老师的努力，培养了中国一批管理学人。

顾老师辛勤的劳累为中国管理学奠定的基础可谓功勋卓著，但长期的辛劳也吞噬着顾老师的健康。编撰《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的那一年，顾老师的血压屡次到达低压130，高压220的极限。不论医生怎么劝，固执的他都听不进去。“正好能做出贡献的时候，能少休息就少休息。”顾老师一语概括了当年的心境。竟然有一次，在写书时他感觉不适，本想到校医院开点药就扛过去了。但医生给他测了心跳就下了一跳：一分钟230次！医生当场就强行留下顾老师，马上给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打电话，送顾老师送长海医院急救。两三个钟头之后，顾老师心跳慢慢平静下来，他一下地又直接奔回了办公室。一心向学、一心爱生的顾教授，丝毫没有注意，过度的劳累已经将他的生命慢慢顶到了危险的边缘……

几次接近生命的极限

顾老师1998年离开管理学院，“我为什么那一年要去澳洲吗？我给你讲个故事。”顾老师顿了一下，缓缓道来。那一年，顾老师68岁。热爱学生、倾心教学事业的他从未想过要去澳洲的事情。1998年5月，第一人民医院为顾老师检查身体，当做完了一系列CT、ECT、核磁共振之后，医生为他带来了惊天霹雳的噩耗：癌细胞已转移到大脑，应立即住院治疗！5月，正值博士生论文答辩最关键的时候，顾老师怎么可能放得下学生？更不凑巧的是，师母正好在美国照顾刚刚生育的大女儿，上海只有顾老是一个人。他依然没有动摇。“虽然生命重要，但我的事业更重要，我的学生更重要！”顾老师用力地说道，于是当时他立刻诚恳地请求医生说：“我现在无论如何不能住院啊，您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好吗？”

送完了那一届毕业的所有学生，已经过了两个月的期限，他才安心地走进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大门。没想到的是，住院三个礼拜后，大夫们还是对顾老师的病情拿不准。说要请多位专家会诊。但快则两三天，慢则要一个礼拜。他们模棱两可的态度，让美国归来的师母十分担忧。她急切地敦促“找最好的专家来会诊，一定要快！”终于，在各方的努力下，第一个来的是泌尿科专家，在检查了三刻钟后，大夫拍了拍顾老师的肩膀说：“不是恶性的。”第二个来的是脑外科专家，在仔细观察了顾老师长久操劳而造成的脑部肿瘤之后，再一次做出确定性的诊断：“肿瘤是向外长的，呈良性，一二十年都没有问题。”就在短短几天中，顾老师连续听到了两遍这世界上最动听的话。

虽然两个专家都肯定了，但顾老师的主任医生还是不放心，在更进一步的全面检查，顾老师常年以来的劳累病纷纷现了真身。冠心病、胃溃疡、高血压、糖尿病都在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顾老师的身体。“想想博士生也告一段落了，唯一剩下一个在职博士因工作调动拖延了下来，于是我就下决心去澳洲定居休养。”

这次休养对常年劳累过度的顾老师来讲，确实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年轻的时候太拼，” 还想再写几本书，都没有注意到几次接近生命的极限。”顾老师回忆起来，不禁多了几分感慨。顾老师和师母前后在澳洲待了6年。起初，澳大利亚上坡的路让顾老师倍感艰难，每每都要靠药物减轻心绞痛的痛苦。“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就做好了将生命结束在澳洲的准备。”顾老师说。幸运的是，6年以后，他的心脏情况有了明显改善，身体也慢慢好起来。2001年，他被工作拖了两年才毕业的最后一个博士生终于要毕业了，顾老师专程从澳洲飞到上海参加他的论文答辩，亲手送走了他的最后一个弟子，结束了自己在澳洲长达三年的牵挂。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教育战线上的多年耕耘，令顾老师桃李满天下，一共带出了40个硕士，18个博士。聊起他的得意门生们，对于顾老师而言一定是最欣慰的事情。当年的毛头小伙儿，现在也都早已成为教授、博导，成为活跃在中国管理学界的生力军。直到今天，他还清晰地记得第一个博士生是李元旭，现复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的教授；上海交大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副院长吕魏也都是顾老师带出来的学生。顾老师特别提到了他的两位高足，现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和副院长孙一民教授：“陆雄文是从本科、硕士一直到博士10年都是跟我读的。他本科时候我就看好他，一方面因为他很虚心，一下课就来虚心请教老师，另一方面也确实很用功。孙一民也是本科上来的，硕士毕业去了南开大学当老师，后来又考博回来啦，很不错的女同学。” 谈起自己的学生，顾老师如数家珍。顾老师最大的安慰，就是学生们都没有忘记老师。每逢过年过节，学生们都过来看望他。“我培养学生是为祖国更好发展。因为三十年来，我们中国出现经济发展的奇迹。作为搞企业管理的学者，为祖国培养优秀的人才，就是对国家做出的最大贡献啊。”顾老师意味深长地说道。

年近八旬的顾老师，可谓共和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见证者。他们以自己的青春激情点燃了对国家、对社会的希望火花；以脚踏实地、勤勉求真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他们是一代严谨治学的知识分子，又是关爱学生、心怀天下的的教育大师。

他们无私奉献、孜孜以求的精神气度，将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