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征管强化、数据治理、历史倒查、政策刚围绕这一变化，林绥进一步分析了全球化带来的三重挑战。

• 国家间经济深度绑定后，独立性下降，部分发达国家长期依赖低成本进口商品，形成“寄生式”消费结构；

• 全球化收益更多流向资本与高管阶层，而普通劳动者承受产业转移与就业流失的压力；

• 疫情、地缘冲突等事件暴露出关键产业链过度全球化所带来的安全隐患。

在谈及美国当前的政策转向时，林绥认为，逆全球化并非单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美国在债务压力、产业空心化及美元信用挑战下，对国家利益的一次“纠偏”。制造业回流、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等政策，本质上都是国家力量重新介入资本运行逻辑的体现。

相较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渐进式开放、关键行业保留控制权以及社会稳定配套措施，在更大程度上避免了剧烈社会震荡，并借助全球化完成产业链和技术能力积累。

面对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国正在通过“双循环”与多元化出海策略提升韧性。

对于未来趋势，林绥指出，中美竞争将是长期常态，全球化不会终结，但正在进入“重构”阶段。企业在制定战略时，需要综合考量资本、资源、技术、市场与产业能力五个维度，建立更加多元和安全的供应链体系，以应对长期不确定性。

讲座最后，林绥总结道：“全球秩序的动荡，不是全球化的意外后果，而是资本逐利与国家利益博弈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代价。理解这一点，才能在动荡中找到重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