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了，对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所走过的这段历史可以有很多种解读：辉煌、深刻、或是充满传奇；但当我们问起桑赓陶老师在管理学院的这些年时，他却只有一句平淡却充满温情的评价：“这是我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的25年”。
筚路蓝缕
桑赓陶老师66年高中毕业，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考生。原本报考复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的桑老师在考试结束后不久意外地被邀请参加一个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听说了“管理科学”这样一个名词，也第一次见到了以后带领他进入管理学领域、复旦管理学院的老院长郑绍濂老师。
“老院长告诉我们，在当年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大家分析了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经验，认为有两条经验值得学习：一是科技强国，另一个便是发展管理学。”这番话打动了年轻的桑老师，当郑院长最后问他们是否愿意转专业、成为一个闻所未闻的新专业的第一批学生时，他没有一点犹豫。
入学后的桑老师发现，自己和同学们面临的是一个尴尬的局面。那时的管理科学系既没有“管理科班”出身的老师，也没有自己的办学设施，更没有现成的课本与教学体系可供教学，只有一间从电光源系借来的办公室。包括桑老师在内的12个学生不得不“全托”在计算机系上课。
“考虑到管理学在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要求很高，当然又因为缺乏老师，郑老师干脆让我们和计算机科学系一起上课，他们上什么我们就上什么。我现在还算有点功底的数学和计算机知识，就是那个时候学到的。”谈到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学习经历，桑老师在感慨之余，也充满了庆幸。
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师都来自别的专业，他们和学生一样，也需要从零开始对这个专业进行摸索。“我们从数学系引进了讨论班模式，上课时我们和老师都拿一本英文的原版书，对书的内容进行讨论和交流。”因为早前工作和自学的缘故，桑老师的英语能力很强，甚至能比老师更先一步借阅到英文的原版著作，这些资料成了师生之间共享的资源，也成为了复旦管理学科重要的知识来源。
在当时的管理学院，学生扮演了和今天不完全相同的角色。桑老师依靠之前自学形成的良好英语基础，参与了一些管理学教材的翻译编辑工作。“郑老师对我们的期望还是很大的，因为教学科研材料的匮乏，就让我们和老师一起参加管理学方面国外教材的翻译工作。就这样，在4年时间里我参加了3本教材的翻译工作，而且都正式出版了。”作为复旦大学第一批管理学学生中的一员，桑老师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渡过了他的大学生涯；而复旦的管理科学也和这一批最初的学生一起，从一片空白开始打下了简陋却坚实的基础。
为人师表
1982年，工人出身、通过长期自学掌握了很多工厂实践知识的桑老师原本希望能够回到企业里面继续工作。学习了管理学的相关知识，又对工厂的各种业务熟悉，桑老师对于自己的未来很有信心。但在这个时候，恩师的一番话又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当时郑老师来找我谈话，他指出复旦的管理教学在师资上还很缺乏，而我们是第一批科班培养出来的人才，因此他很希望我们能够留下来和他一起发展管理教学事业。”老师的诚恳挽留让桑老师做出了“留下来”的决定：由一名学生成为了一名管理学系的年轻教师。
“现在人家有博士后，而我则是学士后”，桑老师笑说道。刚刚本科毕业的他在成为教师的第二年就开始参与研究生的教学。“在这个学科所有的老师起点都是相近的，年纪大的老师和年轻的一样，都要去摸索，都要不断重新学习，很多资料一起共享，一起进步。”在教学生涯的最初阶段，桑老师每年都被安排上不同的课程，学生们对于这位多面手的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复旦管院建院20周年的时候，一位现任内蒙古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校友谈到当年自己求学时印象最深的经历：从本科到博士阶段，桑老师一共给他上了五门不同的课程，真正陪伴他完成了在复旦的整个学习历程，称得上是他当之无愧的“师傅”。
当时，管理学专业学生背景纷杂，使得他们对于知识有着特殊的需求和看法；对于桑老师来说，教学和科研也成为了一种需要不断应对的挑战。在面对一些已有工作经验的学生时，相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和学生之间获得了共鸣；同时，管理学抽象复杂的理论知识也融入到了桑老师所讲授的亲身经历中，这位多面手的老师由此成为了学生感兴趣的对象。当年的复旦管理专业学生、现任教于香港大学的陶志刚教授在桑老师所教课程的考卷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老师给我们的知识量超过了课程本身。”
1995年，桑老师到美国田纳西大学访学。在9个月的访学过程中，他除了了解到那里先进的MBA教学情况外，还成为了田纳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EMBA课堂上一个特殊的学生。“当时我向他们的院长要求，我不求他们的学历文凭，但是整个教学过程我都要参加。一共9个月的课堂教学过程，我全参加了。”
因为有这样孜孜不倦的积累和特殊的工作经历，桑老师的MBA课程形成了良好的教学氛围。“MBA和一般的教学不同，它更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学生的背景五花八门，他们的看法观点也就都呈现在了课堂上。让学生的认识在上课过程中不断提升，成了我一个很大的教学乐趣所在。”在桑老师眼里，MBA能否使这些已经有一定工作成绩，对管理理念和方法有自己想法的学生获得真正的提高，这才是验证自己的工作的最好标准。
“多数学生都来自企业，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如何通过案例分析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MBA的价值，这就要看老师的水平了。”桑老师谈到，“所以我上课就分成3个内容，第一部分讲公认的定义，不用讨论；第二部分是引导学生讨论一些有争议的内容；第三部分是分析课本或文献所载的、我认为是错误的内容。对于后两个部分，让学生发言讨论就成了最主要的教学方法。他们需要怀疑，需要发现错误。我讲的东西既包括有争议的，也包括可能存在的错误。学生的看法即使与我相左也不可怕；提倡争论，但是争论要有前提，那就是命题清楚、逻辑清晰、论据充分，如果这些都做到了，我就给他们加分。”说起自己的教学方法，桑老师自信满满。
“只讲管理，不懂技术是不行的，所以课外的积累相当重要，不然你怎么应对学生呢？”桑老师又认真地说道。“太太都经常抱怨，说我怎么老在备课，好像有备不完的课。可这个就是在上课之前一直要有的积累，因为你不知道学生会问什么。他们要的是一杯水，我就要准备一桶，而且这个桶还要尽量大一些，备课是个没底的事情。”桑老师平时所订阅的报刊有十多种，而上课所用的课件也成了他根据最新的信息反复修改的对象。一堂3月2号的课，课件的内容很多是2月29号才发生的最新实例。担任桑老师上课的助教还发现，每一次老师上课前总在自己面前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几个英文字母。原来，这是桑老师每堂课提醒自己需要注意的要点。曾经有一位学生在桑老师主讲的技术创新管理课程上拿第三代通信技术的问题来考他，没想到这位学管理的老师却把这个技术发展史概述了一遍，滔滔不绝讲了整整二十分钟，让这个学生佩服不已。
桑老师说，他可以记住许多他教过的学生，但当我们问及他和学生的关系时，桑老师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说法：“我不太和学生建立太私人的关系，并不太主张学生到家拜访。”虽然如此，一旦学生有所要求，桑老师却几乎是有求必应。2005年的时候，一位97年毕业的学生向桑老师发来了Email。“这位学生说，他还记得我曾经在课堂上说过，在我的课上拿了A的，以后出国我愿意给他们写推荐信。他问我这个承诺现在是不是还有效……”桑老师笑着说，“当然有效了！”在两天之内，他就通过当时还很昂贵的国际快递，把推荐信送到了这位远在新加坡的学生手里。
长者家人
25年来，复旦管理学院从租借电光源系的一间办公室起步，后来搬到了计算中心的一层楼面，然后建造了南楼，95年建起了李达三楼，最后是史带楼的建立，学院成长为复旦的一大院系，再也不是当年的样子。在这一朝一暮之中，桑老师默默工作的身影一直伴随着这个集体的成长。
“这么多年，我没有动过离开管院的念头，因为这里有家庭一样的氛围，对我来说有很大吸引力。”因为管理科学的特殊性质，桑老师经常会和企业有深入的接触，也就有了不少在旁人看来十分吸引人的机会。“因为我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所以要经常帮他们联系访问的公司并且陪他们一起去。有一次我联系了一个挪威的工厂，在那里了解了很多管理、技术方面的问题，和他们的老总也谈得很好。之后老总就和我讲，因为他们企业扩大规模，希望我过来做生产主管，我没有答应。那的确是一家很有吸引力的企业，但我却觉得这样一个新的地方却未必有复旦管院的氛围。”桑老师淡淡地说道。
“在学院那么多年，我们一同生活，一同学习，一同工作，一同进步，真的是很有感情。”但当同事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桑老师又像一个长者，尽力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些年轻的老师在资料搜集、教学摸索方面有什么困难，桑老师总是尽力帮忙，与他们分享自己多年以来的积累和经验。“我承认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教我们的老师是管理学科在国内的探索者。我们虽然是受科班教育出身的，在教学上也许并不输给外国人，但是和国际一流水准相比较，我们还有很多的落后之处，在科研上的差距还相当大。新一代的老师无论是国内培养的还是从国外回来的，都具有更系统的知识，他们走的弯路更少，已经站在我们的前面了。我们上不了的台阶，他们可以上去，可以和国际一流的大学竞争；而我们可以为他们做好桥梁的工作。我们就是要通过踏实的工作，让复旦管理学院治学更加严谨，对学生的要求更加全面；让那些读过MBA，EMBA的学生所得到的成绩，能够真正体现出他们所受教育的价值……”在谈到管理学院的未来和自己的责任时，桑老师的脸上仿佛又焕发出青春的激情，而他诚恳直率的话语也字字句句打动着人的心。
25年的管院经历，为学、为师，桑老师的生活与管院师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在这里读书，到留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过去了，留下的人很多，离开的人也不少。但这里始终有一种催人上进的氛围，这也是一种企业文化吧，一种由老一辈的老师们创造的文化，而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在复旦这所学校，只要你想做事情，就一定会有你做事情的空间。”
文/屈啸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