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晓洁）
郑兆修：男，上海人，1949年进入复旦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学习，1952年毕业后分配至东北重工业部，随后进入二机部十局工作。1956年调往南京华东电子厂，直至退休。
引文：有些同学投身抗战工作。但在动荡的年代，读书也是救国的一种途径，这也是后来所说的“教育救国”。作为学生，我们有自己的表达爱国之心的方式。
懵懂：战火中求学
我从小在上海念书。那时候在阜春小学上学，后来由于战事吃紧，我们家搬到了延安路附近的法租界。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期间，由于我们还太小，没有太清楚的意识，只依稀记得，当年有些老师参加地下抗日活动，所以日本人经常会到学校里来抓抗日的老师。当时听说，一个老师正上着课，得知日本人来抓人的消息，就从教室的窗户跳了出去。当年虽然懵懂，但是这些事件还是在心中留下了印记。
就在这样的战火纷飞中，我也一路波折读完了高中。当时考大学报志愿，不像现在这样全家商量、慎之又慎的。我们就是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商量。那时有几个选择，可以参加南下工作团或者军政大学，或者继续学习，也可以直接工作。当时我决定继续读书。其实我们高中同学里上大学的为数不少，我家中四个兄弟姐妹也都念了大学。在动荡的年代，有些同学无畏牺牲投身抗战。但是，读书也是救国的一种途径，这也是后来所说的“教育救国”。作为学生，我们有自己的表达爱国之心的方式。
难忘：恰同学少年
我们进入复旦没多久，上海就解放了。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在重庆的校区迁回上海，两个校区合并后迁往江湾。我当时住在“德庄”学生宿舍，每间宿舍四个人，条件在当年算是相当好了。我甚至还记得自己住在117房间。
大学的校园生活总觉美好。学风相当自由，实行选修课制度，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制定选课计划。好多人都会选马家骅老师的课程，不论是《定额管理》、《生产管理》还是《成品管理》，这些课程上课，教室都坐得满满当当。马老师是留美回国的海归，知识渊博、眼界开阔，讲课非常生动，深受大家的喜爱。
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在子彬院上课，还有100号、200号，现在这些地方不少已经不做教学使用了。现在回来看到母校仍然非常感慨。当年我身体不是很好，但偶尔也会去运动一下，打打棒球，权作锻炼身体。
回想起当年的大学生活，许多同学的身影还是深深烙印在自己的脑海里。李岚清同学当时担任学生干部，除学习以外还有很多学生工作要兼顾，经常是天蒙蒙亮就出门了，而晚上熄灯之后才回来。尽管他很忙碌，但是学习成绩却很好，这让大家都很敬佩。还有傅家琪同学学习非常刻苦，因为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对他英语学习要求十分严格，所以他几乎从早到晚都在看书，经常看英语。毕业之后，他还真的从事过翻译等和英文相关的工作。
我们念书的时候，还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那时候经常开大会、听报告。文学院和其他一些院系的同学到安徽去参加土改，据说条件十分艰苦。回来之后，不少女生都把一头秀发剃得一干二净，其实回想起来也觉得那时候的不易。
回忆：半生漂泊异乡
1952年，由于国家基础建设需要大量人才，我们三、四年级的同学，只要修满学分就可以提早毕业。此后，院系改革，部分同学就转到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继续学习。
毕业分配的时候，包括复旦在内的多所大学的三千多名毕业生一起奔赴东北，投身火热的国家建设事业。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其实希望有机会能留在上海。但那时候是不能自主择业，我就想，自己曾经也有过读书救国的志向，现在国家真的需要我的时候，救国也许谈不上，报国总是要的。所以，我也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乘火车前往祖国的大东北。
我们毕业后一批同学分配到沈阳重工业部，再由重工业部向各单位派遣。毕业分配的去向当时是不公开的，所以每个人对于其他同学的分配情况都不是十分了解，因此很多同学毕业之后就没再见过面。
我后来被分配到二机部十局，单位内部结构调整后，我又进入电子工业部工作，那也正是江泽民同志所在的部门，所以我们就在他的领导下从事电子产品的生产。毕业后，我工作了四年，1956年3月重新分配，被调往南京电子管厂。没有想到，在这个厂一干就是三十四年。当时这个工厂也叫七四一厂，那时有编号的厂都是属于军工性质的工厂，主要生产电子产品。由于解放初期的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国外又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了不小的阻滞。当时厂里的总工程师吴祖凯是在美留学后回到国内工作，他自行研制出了日光灯的生产方法，在那时而言是非常不简单的。
由于在南京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南京通”，对当地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了。南京有个地方叫娃娃桥，这座桥本来是个无名桥，到了明朝时才取了名字。现在这座桥已经不复存在了，地名却沿用至今。好多本地人都没听过，但是我都去过。
独在异乡的生活并不容易，也难免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次我在五六米高空作业的时候，由于机械设备的晃动，我直接倒栽葱摔了下来。那时已经没有太大知觉，只模糊记得同事慌忙把我送到医务室，医生也吓了一大跳，赶紧找卡车把我送到鼓楼医院。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医生大都都被下放，医务人员很是缺乏，只感到一个人翻看我的瞳孔，检查了一下，就把我放在了边上。只能说自己命大，从生死一线间捡回一条命来。
希望：健康最是福气
虽然离家乡并不遥远，但是我十分惦记家中母亲，经常从南京回来看望她。虽然南京离上海不太远，起码和东北相比是近了许多，当时从南京回一趟家也要花六七个小时，甚至是十几个小时。但这毕竟是心中的牵挂，总是能抽出时间就会回来。
毕业四十周年学院组织过大家返校纪念，那是我们这一届同学的第一次大型聚会，好多同学一下子都认不出彼此，要好好回忆一下才依稀唤起尘封的记忆，真的令人感慨不已。看到有的同学已经有些认不清楚人了，心中难免有伤感，所以我总是希望每位同学一直都健健康康的。我现在每天步行超过2个小时，始终保持运动的习惯。而且也喜欢看看纪实频道，总还是关注离我们又远又近的那些年代。
这次毕业60年聚会真的很不容易，和老同学聊天总是会唤起藏于心底最深处的故事。大家在那样的年代里去到祖国各地挥洒青春，这既是每一个人的故事，也是那一段历史缩影。在那样的年代中，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经历也许都稀松平常，但是又那样不平凡、难以忘却，写入人的一生。不论曾经走过什么样的经历，也许就像老同学的一句“我懂”一样，就能给人无限的温暖和鼓励。真的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以后有机会还可以相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