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及其计量模型研究》

序言

1999年，当全世界都在忙于“千年虫”问题和解决亚洲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时，中国正在致力于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当时，我本人也想静下来把过去的研究系统地总结一下，特别是对于作为宏观经济建模的理论基础，即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想认真梳理一下。本书的作者正是在那个时候进入由我指导的博士课程的。当我把上述想法告诉他时，即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就这样，他的博士论文就围绕着2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来展开。

20多年前在参加国际连接计划（LINK Project）总会时，我注意到，包括波兰、匈牙利这些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模型都是以需求导向作为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的。所谓需求导向，是指在生产能力十分充足的情况下实际产出取决于总需求。这类模型所包括的总需求形成、价格与工资、劳动力供需、利率与汇率、贸易与国际收支等模块，均基于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和一般均衡的市场机制。显然，我国早期的经济模型是不能以这些原理作为基础的。在短缺经济的时代，实际产出取决于生产能力，价格和工资受到严格管理，劳动力不能自由移动，出口受到供货能力限制，进口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等等。所以，现在再回顾20多年前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时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方程式谈不上是行为方程，而只是统计关系式而已。而到了经过20多年改革和开放实践后的今天，上述种种短缺经济的现象几乎都已经不再存在；相反，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贫富差别和三农问题、就业和社会保障、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过度储备和货币升值压力等等新的课题，而这些课题的产生恰恰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转型所致，是效率的衍生物，它们中的很多可归因于“市场的失败”。

一位日本教授曾经比喻说，市场经济只有动力没有舵，计划经济则只有舵而没有动力，经济应该是一艘既有动力又有舵的船。我们的经济转型似乎正在这样进行，中国经济转型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建立市场经济，而应该是建立一个高效、开放和协调的经济体系，除了市场它还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除了国内还它需要有良好的国际协调。本书的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经济行为、市场机制、政府功能和国际联结等四个方面来描述经济转型问题的。可以看出，虽然其中每一方面的研究还留有很大的深入空间，但总的框架是非常集约和明确的。

根据OECD的报告（Angus Medil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1820年，中国在全世界的GDP中位居首位，占了29％；而美国为第9位，仅占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