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国际无界线

来源于：《世界经理人》2006年3月

采访对象：常务副院长陆雄文

采访记者：CelineWei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陆雄文：

“即使你只在中国做企业，面临的也是国际化的竞争。”

不久前，陆雄文刚刚以常务副院长的身份代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参加了在昆明举办的全国管理学院院长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每年定期召开，来自国内几十家管理学院的院长们相互交流本校近期的发展心得。这次的主题是：MBA、EMBA学生的职业发展问题。“当然不可避免地讨论到，为了培养出更适合市场、企业需要的学生，如何把国际化和本土化结合得更好。”陆雄文说。

复旦大学是中国最早从事工商管理教育的大学，早在1929年就成立了商学院。1980年代中国恢复管理教育之后，复旦仍然一路领先。“我们也是最早迈出国际化这一步的。”陆雄文说，目前复旦已与世界几十家著名商学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早已不停留在“聘请几个外籍教师，翻译几本国外教材”的层面上。在他看来，现在很多大学还在重复着复旦在80年代就走过的路。

“国际化不是简单的追求几项指标，而是要融入到全球商业管理的教育体系，合作双方共同发展，并且还要有自己原创的贡献。”这是陆雄文对复旦管理学院的期许。

国际竞争需要国际化人才

我发现目前复旦管理学院的MBA、EMBA国际合作项目在国内院校里是最多的，而且也是开始最早的，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最初复旦怎么考虑到走出国际化这一步？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复旦在管理教育国际化方面一直在国内是领先的。早在1980年代，我们的老院长郑绍濂教授就开始派大量的青年教授和研究生到海外去进修、访问。1995年，复旦管院开始与麻省理工学院（MIT）合作，派教师到他们的斯隆管理学院，去学习美国一流商学院的管理教育。到现在，我们已经和世界上5家商学院合作了国际MBA、EMBA项目，拥有教育部批准最多的国际管理教育项目。

为什么要国际化？全球市场的趋势是开放、融合，即使你只在中国做企业，面临的也是国际化的竞争。比如，一些民营房地产企业，竞争对手来自香港甚至美国。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都在走出去，比如海尔、康佳，已经作为国际性企业在海外竞争了。这种背景下，商学院培养的管理人才，都必须有全球化的视野和知识，懂得运用不同的商业策略和手段，领导企业面对国际化挑战。

首先培养国际化水平的老师

本土商学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国际化人才呢？就是通过创办国际合作的管理教育项目吗？

复旦管院的国际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各种国际合作项目，不仅是为了培养国际化的学生，更重要的是在培养我们自己的教师，他们要具备国际化的水平，能够不断去传递最先进的、具有全球视野的知识给学生。这才是核心。

现在有些中国商学院的所谓国际化，只是一个表面：有几个国外老师、几个国外学生、引进多少国外的教材。而最内在的元素应该是什么？是整体的师资队伍是不是有能力去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生。

复旦是怎么培养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师资队伍的？

复旦管院有今天的水准，国际化道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5年管理学院恢复成立开始。管理教育当时在中国还几乎是一片空白，当中国企业逐渐开始面对市场、面对竞争的时候，发现必须要学习国外的商业管理。起步时各个学校都差不多，很多老师都是学数学、财政、税务、经济、会计出身的，就是没有管理。所以我们国际化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全新的知识体系。那时最早的国际化是从西方教材中翻译来的，我记得那时图书馆里有大量的内部影印本。后来，管院不断派遣教师出去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教育规范，到上世纪90年代初，管院基本完成了转型，形成了正规的管理学科教学体系。

第二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最关键的是1995到1998年。1991年复旦率先开始MBA教育，但是我们还不太懂，觉得这和研究生教育差别不大。所以想到寻找世界最先进的合作伙伴来帮助我们，首先就是MIT斯隆管理学院。除了合办MBA项目，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十年，斯隆一共资助了复旦60名教师到美国和他们的老师一起工作。这对复旦管院整体师资力量的提升影响非常大。

这60名教师现在都还在复旦吗？

除了2名调走之外，其他都留在复旦。这就是我们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国际竞争力是内在的，自己的教授具有国际教学和研究水平，而不是国外教授来上几次课就走。

我知道您自己就曾经是斯隆资助到美国访问进修的教授，您觉得这段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那段时间我和美国的老师一起去教学、研究、讨论课题的发展，不管是理论、视野，还是教学手段方面都接触到国际上最先进的。现在我们这一批教授大多数都在复旦与海外教授们同台授课。

在MIT项目之后，复旦陆续和BI挪威管理学院、香港大学合作了国际MBA项目。刚开始，我们的老师是以学习、辅助教学为主。比如挪威项目第一年，师资比例是外籍百分之八九十，复旦百分之一二十。我们派了5个老师，协助在课堂上解决一些挪威教授不太了解的中国问题，同时全程学习，作为我们的后备教育力量。现在这几个项目中，外籍教授和复旦教授的比例基本上都达到一半对一半，而且从学生的反馈打分看，我们自己的老师还要略胜一筹。这说明十年不间断的与国际接轨，确实提高了我们师资队伍的竞争力，并不比国外教授差。

从拿来主义到共同创造

你们选择国际合作伙伴的标准是什么？

现在复旦合作的学校，分别来自美国、欧洲的挪威和德国、中国香港-这是一个中西融合的地方。管理是全球性的，每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都对管理学科的发展有不同的贡献。我们希望能够博采众长，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找到最好的学校。

比如说复旦为什么会选择BI挪威管理学院？

欧洲国家很有特点，它们都比较小，一个国家的市场容量是不够的，所以企业一做就要跨国、全欧洲乃至全球。这和美国很不一样，美国是最大的单一市场，2亿多人口，人均收入高，所以企业满足一个市场就足够了。所以相比美国，欧洲有一种独特的管理思想体系。

挪威是个小国，在历史上曾是海盗国家，有很特殊的跨国文化。现在它的远洋公司、石油天然气公司都是非常大型的国际化企业，这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有借鉴意义。BI是挪威最大的管理学院，在欧洲也排名前十位，挪威政府在这个项目之初就提出：凡是中国国企派的学生，他们赞助学费，非常有意愿帮助中国培养管理人才。

您怎么衡量复旦管院这十年来国际化的水平？

我前面曾经说过，复旦不是按照外籍师资的比例来衡量国际化水平的高低。举个例子，教育部对国际EMBA项目的外籍师资比例底线是30%。那么，我们和华盛顿奥林商学院合作的EMBA项目，就用30%，另外70%是自己的老师，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很多学校的EMBA项目，50%，甚至70%都是海外的老师，还以此为荣。其实，我看这更像是用“雇佣军”来打仗。大学应该是靠积累形成的，要培养自己的竞争力！

复旦管院这十年持续的国际化交流，带来很多东西。在硬件上向国际一流水平靠近，聘请海外老师上课，招收国际学生，开设英文课程，我们都在做。更重要的是教学理念、体系，教学手段和研究水平上都和世界一流水平保持一致。今天我们的老师，上任何一个英文课程，都不输给国外的老师。

我要强调的是，国际化第一阶段是完全拿来，请洋教授给我们上课、翻译几本教材。第二阶段是引进消化吸收，成为自己的能力。而且知识不像机器设备，你买一次就行了，还要不断更新。我们每年的国际合作，都带来鲜活的、升级的内容。第三阶段则是要主动输出，我们要有这种能力，自己建设世界一流的课程体系，自己研究中国的问题，并且能够把成果输出给全球。这种原创能力才是更长期的竞争力。

这是和管理教育本土化相结合所做的一件事情。您刚才谈了很多国际化，那么您如何看待本土化的问题？

本土化一方面是教育本土化的问题。这个概念比较狭窄，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大多数的MBA学生毕业后在中国市场工作，在本土应对国际竞争，就要对本土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至少要比外国人了解得更深刻，才可以增强竞争力。所以传授给学生更多的本土知识和经验，在面对国外企业的时候，就构筑了一个壁垒、一个保护。

另一方面是管理研究的本土化。我们认为，在中国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将来就是全球化的。因为中国经济的份额越来越大，今年将超过法国，成为第六大经济体。中国的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的舞台，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就不仅是本土的，其实也是国际的。所以现在不仅是大中华的概念，不仅是亚太的概念，更是全球的概念。中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不仅是企业关注，商学院的教授也在关注，他们的研究课题会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复旦管院正在积极鼓励我们的老师研究中国的管理问题，并与国际同行们分享。

复旦管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向海外提供贡献？

比如说，我们正在和一些学校，比如奥林商学院、香港大学合作编写中国案例。把中国企业发展所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和结论传播到国外去，这是中国商学院融入全球商业教育体系很重要的一步。复旦管院成立了一个案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