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能否认，领导一个大型集团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突围、发展，已属不易；而领导这个集团去开拓一份伟大的事业、去完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则更需要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勇气。为此，在上海2010年世博会开幕整整一个月后的今天，世博集团董事长戴柳的确可以说一句：“世博于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韬光养晦，期待全新突破

1999年，复旦大学—香港大学IMBA项目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学生，说他“特别”，因为他的“高龄”和丰富的大型企业领导经验。这名学生，就是时任上海东浩集团总裁的戴柳。

“那时候我已经工作多年了，很想找个机会加加油，充充电！”提及到复旦管院就读MBA的初衷，戴柳这样说道。“建工集团的董事长蒋志权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希望能一起参加第一届复旦—港大IMBA项目的学习。但我海外事务比较繁重，实在脱不开身，只好从1999开始正式上课。”提及“晚了两年”的入学，戴柳的话语中仍有遗憾。

回到校园重新充实自己，这恐怕是很多在职场打拼多年的人共有的心愿。虽然在此之前，戴柳已经担当起领导大型国有企业的重任，已经在商业战略的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面对日新月异的外部环境，他仍然充满了对新知识的渴望。“这个MBA项目非常吸引我，因为高度国际化的香港大学，和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复旦大学，这二者的结合简直就是珠联璧合。”

两所大学的商学院都拥有悠久的传统和精良的师资，这造就出MBA项目最为核心的部分：富有启发性的课程。“项目开设的很多课程都很有价值，比如袁志刚老师的宏观经济学，袁老师对这一领域相当熟悉，讲得也很到位。”谈到自己欣赏的老师，戴柳如数家珍，“还有港大的陶志刚老师和讲商务沟通的一位外籍老师，他们的课表面看来轻松有趣，其后隐藏的内涵却需要细细琢磨。”在他的印象中，复旦的老师对中国大陆的案例讲解得很多，港大老师则多拿国际热点作为案例和大家交流，于是，不同的题材也为学生们带来了不同的收获。

戴柳深知学习机会的宝贵，当然不想浪费这“珠联璧合”的资源。他学习的时候总是将手机关掉，再忙也会保证不缺勤、不迟到，为了完成一份作业还常常攻关到深夜。“读书能帮助我把心静下来，”戴柳说，“在外面工作久了，难免会浮躁，而这是很好的一个自我反省和沉淀的契机。”不仅如此，资历深厚的戴柳还经常将工作中实际面临的问题带到课堂上和大家讨论，为工作经验尚不丰富的同学提供了鲜活的企业案例和生动的解决方案。“MBA学习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互动，我也能从年轻人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正是在这样多向的交流中，在不断的自我鞭策中，戴柳顺利完成了学业，并且拿到全“A”的优异成绩。

在复旦校园里度过的这两年学习时光，给戴柳留下的不只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更是难以抹去的同窗情谊。毕业之后，戴柳还是尽量抽出时间，积极组织和参与项目的各项活动，如一年一度的龙舟大赛。除此之外，戴柳还担任了港大内地联谊社的理事长，时刻关注着两所高校学子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毕业多年，戴柳感到自己从未离开过管院，离开过复旦。他也常常思考学院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并和教授们一起交流。“在国际化发展和校友凝聚方面，复旦管院应该走得更深更远一点，”他诚恳地提出，“前者可以让学院实现跨越式发展，并真正融入到一流的大学环境中去；而后者则体现出一所百年名校以人为本的深厚传统，是多元文化和卓越精神的汇聚，也是商学院实力的最好反映。”

在戴柳心目中，一个项目的成功，学生的口碑才是最重要的指标。复旦—港大IMBA项目作为国内MBA教育合作的典范，其关键正在于资源组合的强大优势。复旦大学在国内是一流高校，香港大学的师资也有目共睹，近几年港大参与世界大学排名名次也在不断靠前。“两所学校的品牌和资源都在同时进步，十年来从未停下过前进的步伐，我真的感到非常欣慰。”他的话语里包含了一种专属于学生和校友的喜悦。　

迎难而上，担当时代使命

或许站在世纪之交的戴柳已经有所预感，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使命就要降到他的肩上，所以他才会选择来到复旦“充电”。而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无比正确的，因为就在2003年，戴柳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世博集团”董事长，并负责全面启动2010年世博会的总体运营工作。

戴柳以往的领导与管理经验，以及他在复旦两年的沉淀与积累，都面临着一次至为关键的检验。

“世博集团”的前身是上海东浩集团，其第一任总裁便是戴柳。这个由五家国有外贸企业组成的大型组织，最初是为了迎接WTO而建立；而在迈入21世纪以后，集团的任务也悄然发生了改变。“2000年，我们代表上海进行了世博会的申办工作。2003年申办成功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筹办世博，一直到现在，世博会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举办期。”说来或许简单，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几个时间点，但其间的艰辛与困难并不是大众所难想象的。

“比如园区的建设，包括硬体和软体，说起来很空泛，但做起来却很实在很琐碎。”戴柳感慨地说，“原来的园区内基本都是工厂，还有不少居民。要做好他们的工作，顺利让他们搬迁出去，这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耗费了3年多的时间。”

这还只是第一步，路漫漫其修远，戴柳带领一批由官员和企业家组成的团队展开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面向海内外的招商活动，力图吸引财力雄厚的公司参与世博会的投资。“我们希望能在债券市场上有所作为，并尽力在资本市场上投融资。”戴柳说道。这一做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博会的运作模式：主要的资金将来源于市场，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

“世博会并不是以商业化为目的，”戴柳强调，“当然，我们也不是在从事慈善事业，但决不允许无限度的商业化，这是原则性的问题。”他很明白，唯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才能更好地支撑世博最终的精彩呈现；但世博的本质，仍然立足于科技和文化，而不是金钱。

世博集团与世博、与戴柳本人就此牢牢联系在一起，但这个联系的圈子还在扩大。“对于世博，我们前后筹备了近10年，它的后续效应还要慢慢显现出来。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上海项目，更是一个中国项目。”戴柳坦言。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现在国内、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交通业、酒店业、餐饮业等行业都显示出了强有力的“世博效应”，其表现是令人惊叹的。

“世博所拉动的是一种体验经济。”戴柳说道。如今，世界对世博的全方位体验仍在继续。　

深切感知，里程碑式的辉煌

2010年5月31日，世博园正式开幕一个月，每天参观的人流量屡创新高。戴柳所领导的世博集团作为“运营者”、“参与者”和“执行者”，自然是乐观其成，享受着世博所带给大众的精彩和快乐，也不断反省着其中的问题并作出改进。

“我想我是最有资格谈世博、谈中国馆的人之一，”戴柳不无骄傲地说，“我对世博抱有特殊的感情。”在戴柳看来，2010年上海世博会至少在四个层面上进行了“里程碑式”的演绎：

首先是“开放”：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再到举行世博会，中国的开放步伐走过了一段艰辛又光荣的历程，其中每一个足迹都通向了一次崛起。“最重要的是，世博会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科技文化向世界敞开，世界各国的科技文化也向我们敞开。”戴柳说。世博会造就了一个宏大的平台，最为多元丰富的音符在上面奏响华丽的乐章。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是从闭塞到开放的伟大进步；在中国以及上海发展史上，盛世才能比拟此宽容气象。

其次是“跨越”：这里所谓的“跨越”是指的世博会本身。近几年来，拥有159年历史的世博会似乎不可避免地走入了一个“衰退期”：先是美国宣布退出世博，后来又出现日本爱知世博会人数急剧下降的现象，“振兴世博，传承世博”成为摆在上海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在我们的积极筹备和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下，这次上海世博会一共吸引参展方投资10亿美元，开幕一个月来的参观人数达到了770万人次。我相信这已经充分表明，世博在中国实现了跨越式的飞跃。”戴柳自豪地指出。

第三是“创新”：这一点是大众体会最直观的，单是那稀奇古怪、花样百出的建筑形式便让人应接不暇了，但戴柳认为那些还只是表象。“世博会的创新渗透到了每个角落里，”他谈到，“大到建筑材料、小到互动游戏，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原创之作，绝对是独一无二的灵感发挥。至于环保、生物、信息等领域的科技创造更是数不胜数。”创新，堪称是博大舞台上被反复演绎的“主题”。

第四是“复兴”：“以前我出国访问，感到欧美很多国家的人们对中国误解很多。”戴柳说，“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人还是穿着长褂抽着大烟的样子，上百年来从没改变过。”但是，世博会在上海举行了，来自各个国家的观众有机会亲临中国，看看这个复兴中的民族今日之貌。“世博会刷新了世界对中国的印象！”　

戴柳和他的世博集团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看着世博园区从无到有，看着恢弘独特的中国馆从一个个困难之中诞生，其中的骄傲与欣慰难以言说。新世纪初在复旦管院的学习，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在世博园的成功，这两个重要阶段在戴柳身上融汇成了前进的巨大动力。对于“后世博时代”的中国与上海，他充满信心；对于他自己，迎接着挑战将成为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