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微•行远”系列讲座,12月8日在友邦堂如期举行。本期嘉宾,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教授为我们主讲“转型社会面面观”。
于教授的讲解高屋建瓴、精辟入理,将宏观形态的社会学理论与微观的社会组织内部发生的事件相结合,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及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性。于海教授的本次讲座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二、改革开发与中国社会转型。
首先,于教授介绍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毛泽东时代(以下简称毛时代)的中国社会”。 于教授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体制对现今社会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在这一部分于教授主要从五个角度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1、国家与社会:全能主义国家;2、单位体制:社会结构单元;3、城乡二元结构:身份社会;4、计划经济与再分配体制:经济体制;5、伟大的乌托邦:意识形态。
“毛时代”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党领导国家,全能主义国家支配渗透社会。“社会”的概念,在“毛时代”受到曲解,人们用“社会青年”来形容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毛时代”的单位体制主要特征为:没有社会保障的概念,只有单位保障的概念。单位的三大类-党政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概念,仍然保留至今。
于教授主要总结了“毛时代”的四个乌邦托理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实践;平等理念;人民当家作主与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根本上改造人性与改造社会。
再次,于教授分析了“邓小平时代(邓时代)的改革开放。“邓时代”的改革成果主要体现:基本路线的改变:走出乌邦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国有企业、允许和发展非公经济、劳动力的城乡流动、人力资本的价值等;改革中央地方的关系,走地方为主发展道路等方面。
接下来,于教授分析了“邓时代”社会分层的新机制。知识资源的提升,人力资本价值认可度不断提高,并在社会中得到实现;体力资源的发展,户口控制松动,带动劳动力流动,建立了农民工人新阶段;经济资源重新确立了其经济地位,允许外资进入中国,提升货币资本价值,建立了新的私营主阶层;政治资源的留存,国家权力继续延续,而且附加了资本的性质,增加了权力资本价值。以上四大资源的产生和发展,成为社会分层变化的新依据,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资源、体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比重,决定了你在社会中的层级与位置。
于教授进一步指出,“邓时代”的改革带动了社会的进步:从单一经济向混合经济的过渡;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持续高速增长;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生产力的解放:专业人员与农民工;开放的社会和更多的自由与自主;国家与社会的新关系:社会自主领域;国家与个人的新关系:公权与私权;中央与地方的新关系:地方更大的自主权。
最后,于教授通过分析社会生活中公众和各方面利益群体对热点事件的反映,指出社会转型中应当正确处理“公权”与“个权”的关系、生命价值与道德错误的关系等社会学问题。同时,于教授介绍了两种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中国改革与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转型与冲突以及发展中的问题。
于教授在这一部分主要讲解了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主导的发展和权力的垄断、按权力分配、干部成为改革最大受益集团;国有资产是国家最大的遗产和资本,但是国有资产或流失-化公为私、或垄断-形成部门垄断利益;地方政府作为发展的主体,以GDP为政绩导向,政府成为企业与民争利;体制分配和市场分配并存:公权力和公共资源资本化,商品化、权力干预市场;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制造业的低端地位。
于教授针砭时弊的讲说,向我们淋淋尽致地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每一个层次社会元素的行为表现和行为转换。中国社会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应当是继承和扬弃相结合的过程。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成功与失败,正确地分析社会转型中的每一层级行为,这都将成为我们共同地、积极地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
“知微•行远”本学期第三期论坛将邀请历史学系葛剑雄教授为大家演绎“疆域变迁”,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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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