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与时代精神
——“知微·行远”人文论坛之钱文忠教授讲座后记

12月22日，当代知名人文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钱文忠先生，为广大MBA学生作了题为“玄奘与时代精神”的精彩演讲。在整个演讲中，钱教授讲解了古代中亚文化交流史，玄奘对印度历史以及中国翻译事业的重要性，以及玄奘精神的现实意义。现场观众完全沉浸在他富有感染力的语言中。
      提到玄奘，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的《西游记》。钱教授以此为切入点，将我们带入了距今大约1300多年前的唐朝，一代高僧，不远万里，西行求法，求得真经，埋首翻译。无论是在中外古代历史文化交流方面，还是在中印两国佛教史方面，甚至是在印度的古代历史方面，玄奘这一位高僧都具有顶尖的重要性。
      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玄奘西行足迹遍及西域，中亚一带。广义的中亚包括西至伊朗，北及哈萨克斯坦，南抵印度，东达我国新疆的广大区域。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宝地。因为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直延绵不断自成体系，并且直到今天都对世界文明产生影响力的文明只有四个：一个是希腊—罗马文明，一个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一个是印度文明，当然还有我们值得骄傲的中华文明。而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上，这四个文明交汇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域和中亚。这是一片丰富多彩，光怪陆离，交流频繁，冲突激烈的舞台。在这样的舞台上，经常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极其富有成果地向四方传播。
      这样一来，我们以前认为佛教文化就是印度文化的传播的观点就要打一个折扣了。比如说，在印度是没有佛像的，佛教也是不允许有佛像的，而雕塑是因为亚历山大东征，把希腊艺术带到中亚，把希腊塑像的传统带到当地之后，佛教才有了佛像。印度的观音是男的，而中国的观音是女的。所以佛教带入中国的文化，应该是当时人类几大文明的综合体。
      对中亚而言，由于民族的迁徙，战争频发以及环境变迁等诸多原因，有关这一代的历史资料非常的少。玄奘回国之后口述的游记《大唐西域记》成为了认识中亚历史文明的重要资料。印度借助《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成功的挖掘了当时东方学术中心——那难陀寺。中亚很多国家的考古都是按照《大唐西域记》去发掘的，可以这样说，玄奘在重建这一带的历史。
      玄奘最具重要性的贡献在于翻译佛经。我们知道印度今天已经不是一个佛教国家，在印度几乎没有佛教的踪迹，而靠着玄奘的翻译工作，才得以在人类知识宝库中保存至今。当然可惜的是他用梵文写的著作都没有保存下来。对于玄奘翻译佛经技巧之高超，数量之巨大，全面地超出了以前的译经大师，后来者难以匹敌。他还把老子《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在中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密教的形成。
      历史贡献的角度，玄奘大师已经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所展现的价值和任务，绝不是那一个时代所能够局限的，一定可以超出那个时代和生存环境，超越时空，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不同时代的人都可以得到不同精神层面的支持。玄奘西行求法，这样一个非常遥远的故事同样给我们现实意义的启示。
      玄奘身上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为了追求真理，不避风险，面对各种挑战决不退缩，甚至不惜冒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为了真理不惜一切的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必备的。
      玄奘一路西行，无时无刻的不在学习。他的西行求法之路就是一条学习之路，一条探索之路。玄奘充分的展现了“专精而不封闭，开放而有所守”的学习态度，对于我们的MBA学习生活也是有重要启示的。
      在佛教心目中的圣地印度，玄奘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钱教授打了一个比方：就如同一个中国人在牛津剑桥学习莎士比亚，而成为牛津剑桥的莎士比亚的权威。但是玄奘依然回国，他一直也没有忘记求法的目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总是国际性的，而同时又必须是民族性的。两者的关系并不容易简单说清楚，但是玄奘在这二者之间做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
      玄奘是一个具有超强组织能力和教育能力的人，正是因为这样，如此宏大的佛经翻译工作才得以有条不紊的进行。玄奘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只顾自己修行的僧人。他非常妥善的处理了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将佛教推向一个高峰。
      最后，钱教授用鲁迅先生《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的一段话作了结束语：“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 ”，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玄奘就是一位埋头苦干的人，玄奘就是一位拼命硬干的人，玄奘就是一位为民请命的人，玄奘就是一位舍身求法的人。毫无疑问，今天正是需要民族脊梁的时代！
      两小时稍纵即逝，钱教授的演讲结束时同学们都感到意犹未尽，尽管本学期的“知微•行远”人文旅程已经划上了句号，但是相信在下学期的活动中，“知微•行远”一定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

（特约撰稿：潘炜 07秋2班）